思念潘懋元先生大先生的教育智慧与人生风范

刘云涛 https://m.39.net/disease/a_5481230.html
作者：邬大光（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年12月6日，我们最爱的，也是最爱我们的潘懋元先生走了，去天堂教书了，天南地北的弟子们沉浸在无尽的哀恸中。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岁的老人离我们而去，原是“意料之中”。然而，他老人家总是在创造人生的奇迹，带给我们太多“意料之外”，以至于我们无法用“普通人”的逻辑去理解他的“非常人生”。潘先生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但成就与荣誉并非先生的人生追求，他最在意的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和学生成长。如果让我来概括潘先生的一生，我会说：潘先生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创造生命奇迹的人，也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创造学科历史的人，更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创造教师风范的人。潘懋元（—），广东揭阳人。教育家。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年到厦门大学教育系任教。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著有《潘懋元文集》（8卷）等，主编《高等教育学》等。超越年龄的生命韧性潘先生年少时体弱多病，而到了耄耋之年，他的生命韧性十足，一次又一次迸发出新的活力，不断突破极限，不断创造奇迹。年5月，潘先生带着级博士生到北京进行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这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培养博士生的“传统节目”，起始于年。在京期间，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炎，被就医院进行抢救。彼时的他已是85岁高龄，看当时的情形，我们都以为很难挺过来了，可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年，潘先生被确诊为癌症，家人商议后一致同意采取保守治疗，但在征求他的意见时，老人家毅然决定赴上海进行手术。对于一位98岁的老人而言，这是一场难以想象的考验，然而，他又一次创造了生命奇迹。病情稳定之后，潘先生依旧躬行于教学与研究第一线，继续准时出现在课堂上，坚持逐一点评博士生的课程汇报，用红笔逐字逐句地批改学生作业，这是他数十年的习惯。前几年，多数学术会议和报告转到了线上，他总是准时地出现在镜头前。有的会议时间很长，一些年轻人都觉得身体吃不消，可是潘先生场场不落，全神贯注地倾听每一位报告人的演讲，并认真做笔记。年4月，病魔又一次来袭，潘先生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病榻之上的他仍惦记着给学生的书写序。呼吸机面罩遮住了嘴巴，无法口述，他就用手指一笔一画在他儿子的手上写下修改意见。一位医生感慨：“我在重症监护室工作了20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顽强的老人。潘教授的意志非常顽强，内脏器官也一样顽强，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因此，即便收到了病危通知书，弟子们仍心怀确信，认为先生还能像前几次一样化险为夷。但这次他却出乎意料地离开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潘先生晚年对全国高等教育的许多数据仍烂熟于心，每年度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一到手，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更新自己大脑里的数据，从不滞后。潘先生不仅有超越年龄的“超人”记忆，更有超越时代的“前瞻之思”。在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潘先生说：“翻转课堂和慕课等教育技术已经在教学领域炙手可热，但它们在互联网技术深入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面前，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新的问题将陆续出现。目前对教育技术接受度最低的就是一些年龄大的老教师，越是经验丰富、资历深的老教师越需要拥抱新技术。”听到他讲这番话，在座的人会心一笑，因为潘先生就是年龄最长的那位。年8月，在纪念他百岁华诞暨从教85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潘先生呼吁：“不仅要让机器人会思考，还要借助脑科学的力量，加强机器人的伦理道德和情感教育。”他预见到了人工智能也会遇到伦理道德问题。教育技术迅猛发展，潘先生不只是观察、思考，还带头“上网课”。年年底，潘先生应邀在线上作了题为《高等学校内涵式发展的内涵与样板》的报告，为全国3万多名师生上了一小时的网课。一开始，他坚持要站着上课，在大家的劝说下，总算答应坐下讲。他课后风趣地说：“如果这样坐着还累，那我还能干什么？”这让我想起了年10月，我到北京出差，请老人家代我给厦大本科生上一堂通识课，他竟然站着讲了两节课。潘先生用实际行动向“95后”学生们展示了97岁大先生的课堂风采！《潘懋元文集》潘懋元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超越“常规”的教育智慧厦门大学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到今天，潘先生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军者。他以一位教育家的智慧，带领高等教育研究界一路前行。20世纪80年代，厦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招收第一批和第二批硕士生时，师资严重不足，也没有成体系的课程，这两批硕士生前一年半的学业都是在华东师大完成的。王伟廉师兄是我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他入学的第一个学期没有上课，待我在年秋季入学后，潘先生开始给我们俩一起上课，只上了两天，我们的学习就结束了。此后，潘先生便让我们俩给硕士生上课，每人必须开两门课，以授课效果的好坏来决定我们这门课程的成绩。为解决师资问题，潘先生早期只能在厦大其他学院招人，故高教所早期的教师几乎都是跨学科的背景。在王伟廉读博期间，潘先生就把他调入厦大。自第一批硕士生毕业开始，潘先生不知做了多少学生的工作，希望他们能留校任教。厦大高教所刚起步时，经费紧张，面对窘境，潘先生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高教所出国进修的老师，回国之后最好将国家给的出国津贴或对方给的奖学金捐出来四分之一。至今仍有人对此事“耿耿于怀”。潘先生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对学生的培养也从不因循守旧。当年，唐德海连续两年报考高教所的博士都没有成功，皆是因为英语成绩不达标，潘先生知道了他读博士的决心后，考察了他的学术潜质，对他的学习和研究能力给予认可，于是专门向学校研究生院申请，特许他第三年不用再考专业课，专心备考英语，第三年终于成功“上岸”。潘先生在培养学生上经常打破常规，能够从学生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以“规矩”死板地限制学生。这些“超常规”的举措，能触动学生的心灵，起到了“意料之外”的教育效果，这就是潘先生的教育智慧。超越传统的学科建设路径高等教育学在中国是一个新学科，也可以说是一个“晚成”的学科。之所以说“晚成”，道理十分简单，该学科从成立至今只有40年的历史。严格说来，潘先生也是一位“晚成”的学者，因为他真正开始投入高等教育研究是在“耳顺”之年。一位“大器晚成”的学者，创造了一个“晚成”的学科，这本身就是学术界的一个奇迹。开创一门新的学科究竟有多么艰难，弟子们知道的不是很多，也从没有听潘先生说起过这段历史。但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潘先生的努力，高等教育学何时在中国产生还是一个未知数，今天高等教育研究的规模和水平也是一个未知数。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潘先生就结合工作实际与同事们完成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编写工作，但此书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厦门大学，在全国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没有学科的“合法性”。因时代风雨，这项工作按下了“暂停键”，一拖就是20余年。面对现实的困厄，潘先生发展高等教育学的信心丝毫未受影响，以“蛰伏”的心态等待时机到来，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抓住改革开放的契机，重提设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必要性，强烈呼吁加强高等教育研究，以坚定的自信造就了一个“学科奇迹”。高等教育学学科自设立伊始，便有学者质疑：高等教育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要不要建立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研究到底是学科还是领域？甚至有学者认为，只有普通教育才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才需要教育理论，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在教育基本原理上是一致的，只要研究普通教育，就可以探索出基本的、共同的教育规律；至于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仅是一些规章制度、办法措施等具体问题，可以让法令、条例来规定，用经验来补充，不必从事专门的研究。“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是潘先生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他在教育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也可以说是高等教育学学科起步的“基石”。随着高等教育学学科的设立及研究的开展，关于学科合法性的讨论逐渐少了，但质疑“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声音开始响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学者认为“潘懋元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划分不科学”，由此引发了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争鸣，甚至连潘先生的挚友黄济先生、长子潘世墨教授都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进入新世纪，又有学者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然而，质疑和商榷仿佛都在潘先生的意料之中。他曾坚定地说：“‘始生之物，其形必丑’，要建立一门新的学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必须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和高度的理论概括，问题在于必须迈开第一步。”（《潘懋元论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可见，他对学科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早有心理准备，其创建高等教育学的信心从未动摇。拉长历史的焦距回顾这段历史，曾经引起争鸣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中的“外部规律”，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已经成为今日“跳出教育看教育”的理论铺垫。潘先生在给我们上课时曾介绍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提出的动因。他说，改革开放之初，教育界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亟待探寻教育规律，尊重教育的基本规律。从潘先生的解读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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