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125期傲慢的英国

“英国这种莫名其妙的态度，其实是一种制度愚昧，它害苦了英国。”

“今天英国对华政策缺乏一致性和诚信度，想做一个全球的英国，最重要的是要有可被预见的态度和立场。如果连这个底线都不能捍卫，有什么诚信可言？”

在东方卫视12月13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高健教授，解读英国脱欧后遭遇的疫情危机，经济社会挑战，观察期应对挑战的方式和能力，深入认识这个国家。

张维为：

两年半前，也就是年6月，《这就是中国》专门做过一期“从英国脱欧看西方的制度困境”。当时我引用了美国资深媒体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叫《正式宣布，英国发疯了》。他这样写的：我们正看到一个国家下了决心，经济上要“自杀”，但迟迟无法就如何“自杀”达成共识，这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政治领导力的崩溃。

当时我讲了一个观点：英国“脱欧”是一个“颠覆性的错误”，对英国经济打击将是巨大的。英国将失去自由进入欧盟这个巨大的统一市场，英国经济的前景将陷入中长期不稳定、乃至危机。

英国脱欧与英国民粹主义政客夸大“欧洲移民”这个问题有关。欧盟年东扩，10个中东欧国家先后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根据欧盟的规定，所有欧盟国家的公民在欧盟内部有自由迁徙和工作的权利。在欧盟成员中，英国的收入水平相对比较高，所以大批中东欧国家的公民涌入英国，在英国工作。在很多英国人的眼中，这些中东欧人抢走了英国人的饭碗。所以他们把很多社会问题、治安问题、犯罪问题等等，都一股脑地归咎于外来移民。在英国民粹主义政客的煽动下，英国赞成脱欧的人数开始超过希望英国留在欧盟的人数。

但即使两年半前，已经有迹象表明，脱欧将给英国带来很大的问题和挑战。当时英国媒体已经开始报道，不少英国人囤积货物，从卫生纸到罐头到饮料等等，他们担心一旦“脱欧”，源于欧盟的很多产品将变得更贵。英国正式脱欧是年的1月，又正好赶上新冠疫情暴发，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的双重打击下，英国开始尝到了越来越多的苦头。

年1月31日，欧盟工作人员从布鲁塞尔欧盟大楼的中庭上取下英国旗帜。图自AP

让我们先看疫情危机：去年疫情暴发时，英国政客居然公开主张“群体免疫法”，其实就是把商业利益放在人的生命之上，结果英国很快成为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连首相约翰逊本人也染疫住院。随后，又转而采取比较严格的防疫措施。

但跟美国一样，英国社会早就分裂了，抵制封闭隔离等严格措施的人非常多，所以严格措施并没有真正持续很长时间，政府的政策像翻烧饼一样地变来变去，疫情自然变得越来越严重。

最后，约翰逊首相只能把所有的赌注、希望都放在疫苗上。去年12月，英国政府很快批准辉瑞疫苗，而且接种疫苗计划完成得至少比美国顺利一些，但后来出现传染力非常强的delta变异病毒，疫情又开始大肆蔓延。

我看了一下英国的数据，到今年11月10号，英国累计确诊万人，死亡人，而英国全国人口是万，大致和湖南省相当。但我们看一下湖南省的情况，湖南省累计确诊人，英国的确诊人数是湖南的多倍；湖南省累计死亡4人，英国死亡人数是湖南省的多倍。

这不禁让我想起去年2月武汉疫情暴发后，英国媒体《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非常恶毒的、幸灾乐祸的文章，标题就是“一种病毒，两种制度”。文章宣称西方民主制度解决这类传染病非常容易，小菜一碟，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将是一场大灾难，但现实狠狠地打了西方主流媒体的脸。我想这场疫情防控水平高低，是检验制度优劣的一个试金石，我相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这篇文章的作者，如果再有勇气读一遍自己当时写的文章，都会脸红，如果他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

英国这种莫名其妙的态度可以被称为“制度傲慢”，其实是一种制度愚昧，它害苦了英国。当时英国主张脱欧的政客也非常傲慢，一副不屑欧盟挽留英国的样子，但今天只能是自食其果。

今天这种制度傲慢、乃至制度愚昧，实际上是西方普遍存在一个问题。12月，美国举行世界“民主峰会”，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美国展示制度愚昧的窗口，引来中国、乃至世界网民的嘲笑和调侃。经过这场疫情防控的国际比较，在多数中国人心中，美国民主早已光环不再，西方制度劣势日益凸显。我经常对我的英国朋友说，英国要好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大不列颠会成为“小不列颠”。

英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社会危机。冬季已经来临，但天然气价格飞涨、汽车加不到油，许多超市货架空空。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人短缺，特别是卡车司机和运输工人短缺，导致港口货物积压，加油站无油可加，许多超市出现抢购潮。

英国政客当年煽动脱欧的口号就是：“确保英国人的工作机会不要给外国人抢走”，但现在脱欧了，英国失去了欧盟国家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大量中低技能的劳动力，从而引爆了这场供应链危机，祸害了整个英国经济。英国脱欧时一厢情愿地认为，英国很快就能和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后来发现美国要价非常之高，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而英国又不愿做出很大让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内危机，英国政府想的不是聚焦解决今天面临的危机，而是转移视线，在国际舞台上跟着美国的调子起舞，特别在涉及中国香港、新疆以及对华为公司等问题上，紧随美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甚至还响应美国的号召，把“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群开入中国南海，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确实让英国陷入了一个它本来不应该陷入的地区争端。当然，最终英国是碰了一鼻子的灰。

大家记得，英国军舰曾闯入克里米亚领海，遭到俄罗斯鸣炮警告，不得不落荒而逃。但既然这样，它还是敢按照原计划派舰队来南海挑衅中国。这期间，“伊丽莎白女王号”还暴发新冠感染，确诊病例超过一百多人，但英国还在坚持执行其所谓的“全球部署”战略，继续驶向南海。甚至7月22日，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还访问越南，公开表示英国支持年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结果，还表示英国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力量，维护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中国人有个说法叫“豺狼来了有猎枪”。就在英国航母准备进入南海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给它划下禁区，我们的军队将在南海相关海域进行军事演习，任何船只只能在该海域5海里以外进行活动。军事演习为时三天，这三天正好是英国航母通过南海的时间。美国一直在怂恿英国航空母舰编队闯入中国的12海里领域，但在中国军队的强大威慑面前，英国航母最终还是选择了没有引起争议的航线。英国航空母舰舰队司令穆尔豪斯准将，后来也坦率地承认，“我们的舰队在驶向日本的过程中，中国海军舰艇‘如护卫和影子一般’追踪而来。”

英国政客怎么会傲慢到对中国近代史如此之无知，中国百年屈辱历史就是从年英国通过“炮舰外交”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开始的，到年新中国成立结束。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就是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仍然在长江游弋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开炮。

在英国航空母舰群前来南海期间，《这就是中国》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回忆当年人民解放军向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开炮这个历史性事件，它为第二天的渡江战役鸣响了礼炮。这隆隆炮声象征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炮舰外交”走向终结，象征着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的土崩瓦解，象征着中华民族开始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如果英国军舰今天或者今后还想挑战中国主权的话，他们必将再次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年英国显然犯了一些颠覆性错误，这些错误的背后，是英国的制度危机。这种危机至少体现在三方面，一个是领导人。从英国上一任的领导人脱欧“豪赌”失败，到现任领导人的战疫溃败，我们看到的是一批严重脱离本国人民的政客。他们奉行一种“游戏民主”的逻辑，也就是民主等于竞选，竞选等于政治营销，政治营销等于拼资源、拼公关、拼演艺表演。这种“游戏民主”产生的领导人更多是巧舌如簧的政客，而非政治家。

二是制度性的短视。英国等西方政党大都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关心的是短期利益和选票政治，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更不为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承担任何终极责任。在这种制度下，相当大比例的政客实际上信奉的哲学，更像18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那句名言，翻译成英文叫“Afterme,thedeluge”，“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三是难以改革。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个国家都需要推动与时俱进的改革，否则就要落伍、无法竞争。但改革是不容易的，改革必然要克服各种利益集团的阻挠。我想唯有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才能够推动真正的改革，而部分利益党、西方的模式，很难推动真正的改革，我想这是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政治制度今天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我多次讲过，西方民主模式其实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遗留下来的家产，像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自然可以继续挥霍和“游戏”一番，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恐怕将越来越难以维系；而对于那些祖上没有留下家产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一旦成了“宠坏的孩子”，几乎是无药可救。套用邓小平当年的话就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改革，死路一条！”

好，今天我就和大家说这些，谢谢大家！

高健：

过去的十年，我主要的学术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当代英国。今天我和大家谈谈对于当代英国的一些想法和体会。

第一个事就是脱欧。年英国脱欧，我作为研究者至少有三点深刻体会：

第一点，就是英国脱欧深刻说明民生问题是重中之重。任何一个社会，先不谈什么政治理论、社会治理模式，先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问题，就是民生问题；按我们中国人通俗的说法，就是把老百姓的事情解决好，把老百姓的生活安置好，政府就有根本的合法性保证。在英国，年金融危机之后，从卡梅伦政府、特蕾莎·梅政府，到约翰逊政府，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是不及格。这就导致年脱欧问题上，民众集体“造反”。

第二点，英国脱欧充分说明，英国社会的特权阶层或者说英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和英国社会的普通阶层之间，已经失去了对话的空间。当时英国所有的志士阶层，一致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简单来讲，他们用自己掌控的媒体来告诉舆论，向民众喊话：“如果我们脱欧，就是经济自杀”。但出乎意料的是，英国民众居然选择了脱欧。这充分说明，在一个失去了共识和沟通的社会机制之下，社会政治的混乱是最后唯一的可能。

第三点，同意脱欧和反对脱欧的选票差额是多万，英国人口是万，也就是说大概3%。但大家知道，在这里面，“脱欧派”包括约翰逊本人，结果一出来，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们非常感谢一个公司”。注意，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一个民族未来的前途，居然要感谢一个公司在所谓公投事件中的操作？！这个公司叫CambridgeAnalytica，剑桥分析公司，这是一个大数据研究公司，他们非常精准地通过一系列的媒体和技术手段，找到多万大概处于中间游移的人群，并且对他们进行多达10亿条的广告轰炸，最终让这一群人选择了脱欧。

我们严肃地讲，这是关乎国家命运，关乎民族的未来和前途，而这个未来和前途居然掌握在一家技术公司的手中。这就是今天西方民主令我们瞠目结舌的一个本质。

第二件事，我想和大家谈谈抗疫。以前，我们讲“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新冠疫情这件事让我看到了活生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英国意味着什么。我特别深刻地记得，约翰逊公开演讲的基本观点就是，今天我们要实施“群体免疫法”政策，并且对英国民众喊话：“很多家庭将要面临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们要做好这种准备”。

这句话听上去非常冠冕堂皇，但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势群体、没有保障的群体在新冠疫情中，将被无情淘汰。

那么一个有为的政府应该怎样呢？我想肯定不应该以“群体免疫法”作为理由来推卸国家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所以新冠疫情在英国大肆暴发时，在中国，我们明显看到了巨大差异。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通过视频宣布自己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截图来自CBS

第三件事，关于“全球英国”这个外交理念。“全球英国”是年特蕾莎·梅政府时期提出的，基本概念就是在这个新时代，英国要继续捍卫它在全球的影响力，在维系英美特殊关系的前提下，加强与中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商业立国”是英国全球外交战略的根本，“自由贸易”是英国全球外交战略的重要的理论前提。

但事实如何呢？比方说，在中英双边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是今天英国的一系列外交选择，虽然约翰逊讲英国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但事实上特别是从年以来，英国在进一步捍卫英美特殊关系领域，无所不用其极。英国作为美国的前排“打手”，甚至一定意义上是美国的“军师”；在联合、鼓动西方国家共同构建所谓的排他性反华联盟方面，英国是“马前卒”。在高科技领域，英国鼓动西方发达国家联合起来抵制封锁中国高科技；在人文交流领域，英国非常明确地对中国留学生制订了非常细密的排他性法案。

可见，在“全球英国”的背景下，英国的外交政策恰恰日益倾向美国，最终反而极大地压缩了英国的外交空间，“全球英国”怎么能够成立呢？

我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英欧双边关系已经跌到历史的最低点。无论是在渔业捕捞领域的英法纠纷，无论是在一系列经济贸易领域里面的纠纷，特别是北爱尔兰未来在整个英欧双边关系当中的特殊地位问题，在这些核心问题上，英欧至今仍存在本质冲突，所以英国政府今天对欧洲的态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情绪宣泄。

最令我瞠目结舌的言论是，约翰逊最近在英国保守党大会上面讲：“英国要从现在开始，构建一个不依赖于欧洲的经济，我们要建立一个所谓的爱国者的经济”。英国《卫报》评论说，我们英国什么时候鼓动起民粹主义的国家原理来了，这与我们英国的自由贸易和商业立国的基本精神根本是相违背的，但今天这样的事情在英国居然发生了。

第四件事，就是中英双边关系。中英双边关系今天究竟如何？上半年，我有机会和英国的驻华外交官做了一个交流，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讲，我认为今天英国的对华政策缺乏一致性和诚信度，英文讲就是Consistency和Credibility。你想做一个全球的英国，想做一个至少有影响力的国家吧，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一贯的可被预见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如果你连一个基本的一贯性底线都不能捍卫的话，那么你有什么诚信可言？

刚才张老师说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形象，“翻烧饼”。我就说一个典型的“翻烧饼”例子，年英国在华为5G技术在英国使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从年1月到5月期间，英国政府翻了多少次“烧饼”。约翰逊曾经非常明确地讲，“如果不用华为，我们能用什么，你们告诉我？”但随即又在美国的所谓压力之下，飞快变脸，最终不惜耗费巨额社会资金，要把华为5G技术排斥在英国市场之外。

大家知道，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信誉问题。华为公司的国际总部在英国，它以开放合作的态度，积极配合英国政府进行关于技术、数据维护等各种各样的检测，没有一个证据指明，华为公司有任何违反英国国内法的行为。但是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理由，英国人又一次违背了自己商业立国、自由贸易的理念。所以，一个缺乏诚信度，缺乏一致性原则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未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呢？

作为一个学者来讲，我对英国的态度，有一点哀其不幸。过去英国二十年的发展历程，让我们看到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今天真的处于极度衰落的下坠期。如果让我来给一个简单建议的话，我想特别说一点，当代英国的内政与外交，缺乏一种勇气和精神，这种勇气和精神——如果用中国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来说，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事实上20世纪后半叶英国的发展，依然可圈可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果英国能够真正重新唤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多做一些有利于中英双边关系发展的有意义之事，我相信英国在未来还可以迎来繁荣和稳定。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两位嘉宾的演讲，刚才两位在演讲中说英国当下面临的很多危机就是民生类的，也提到了结构类的危机，对于英国来说，它现在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是哪几个点？

张维为：总体感觉就是它们对自己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没有整体把握，不为自己国家或民族的中长远利益思考，都是短线行为。我们说未雨绸缪，他们没有的；包括英国脱欧，任何预案都没有。我一直觉得这个制度是一路走衰的，因为它的预设是人是理性的，通过理性投票可以投出正确的领导人，但结果证明是这非理性的。金钱的介入，让这个制度越来越难以保持理性。那么选民的不理性和政客的不理性，双重叠加，导致制度质量每况愈下，然后一路走衰。

高健：我觉得刚才张老师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民族的政治意识或者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是最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面失去了他最基本的底线和道德保证，我们无法想象这个民族未来会怎样。

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从文化角度来看，西方文明不是铁板一块，它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引领当今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其实是英美文化主导的、16世纪前后构建而成的“契约精神”，抽象的人格、人权思想；它的核心价值尺度就是，“人是自我利益的动物”，self-interests（自我利益），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由自我利益驱动的。今天全世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就是自我利益驱动的社会价值利益链体系已经走到极其危险的尽头。

很多人都在“开药方”，都在想办法，但在根本上，人和人的关系已经很难构建成一个真正的“社会有机统一体”了，这种分裂的社会和机制之下，怎么谈一个民族的未来和前途？所以，如果从结构性角度来看，就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文明在文化精神意义上走到了很危险的地步。

张维为：讲到文化，我补充一点，英国特别强调个人和个人隐私。现在是21世纪了，它的文化应该是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比方疫情防控，戴口罩在英国非常难，这个文化要改革，要与时俱进，否则你不能正视并解决21世纪的挑战。

主持人：如果一个国家的文明是建筑在个体逐利基础之上的，它是缺乏现代性的，在各种变局挑战面前，就像您刚刚说的它在“下坠”，这是一个过程，其实是巨大的危机和挑战。英国提出“全球英国”，可能提是一回事，具体的做法又是另外一回事，它对自己的认知，到底清不清楚？

高健：有没有自我认识呢？我分享两件事，关于香港问题，《香港国安法》出台后，英国议会中的不少议员，对中国给予了极其严厉的批评，甚至说“要提升英国与台湾地区的双边关系”，还有议员叫嚣要和台湾地区“建交”。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声音时，要问他是在做梦吗？在英国的议会这种情绪化的表达还不是少数。

另一个故事也很有趣，我的一位朋友在英国搬家，一位普通的英国货车司机和两个他的同伴帮助搬家，搬完之后，大家一起喝点茶，然后他们就问了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们中国太强大了，未来肯定会非常厉害的，我也搞不懂，怎么我们国家那么多的信息都是关于你们的负面消息呢？很有意思，一个来自于所谓的政治精英，一个来自最底层的英国百姓，这种认知差异，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英国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卡迈克尔（AlistairCarmichael）无端批评《香港国安法》图自星岛日报

英国的的确确是一个有许多自我肯定的文化的国家，我觉得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世界性帝国或者说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国家，应该是英国。因为它不仅提供了19世纪的“日不落帝国”版图，更重要的它在16世纪为近现代乃至当代整个世界工业资本文明提供了意识形态，这一点是英国独特的世界贡献。洛克、霍布斯、边沁、休谟、亚当斯密都是英国人，所以他们有理由为自己民族感到自豪，但令我们遗憾的是，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你自己的家当，你不能这么败啊。以这样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当代英国政界那些政客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

主持人：英国跟美国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互动关系？

张维为：现在看来，至少这一届英国政府基本上是要跟美国越紧凑越好，最后导致的就是现在采取很多在我们看来很不明智的做法。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原来设想脱欧后跟美国发展更多的关系，来弥补跟欧洲的损失。这涉及到一个战略判断，而这个判断是失误的，美国是明显在走下坡路，但它觉得美国还很厉害。但你往更深层次看，英美矛盾实际上相当大，英国20年前跟美国一起参加阿富汗战争，死了将近人，但美国最后撤军时，连通知都不通知英国，所以英国人当时公开说，看来英美特殊关系将不复存在了。这后面是另一股潮流，对美国很不满。

主持人：尽管会有不同的声音，但它们之间这种更深的关系是不是并不会破？

高健：先说一个具体的事，英国军情五处宣布在未来的全球情报分享机制中，要用美国亚马逊公司在英国的一家分公司，就是说未来英国在全球的整个间谍系统、情报系统——它如果要在世界各地工作需要一个所谓的大数据平台，是由美国的一个驻英国的公司提供的。英美关系的特殊性可见一斑。

但是英美关系今天在很多层面上是非常复杂的。英国学者也知道，我们（英国）跟美国还有什么特殊性吗？之前特朗普虽然说他对英国有他的想法，但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领域，对英国是非常“卡脖子”的。

如今西方阵营有一个特点，就是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和欧陆的西方文化的裂痕正在加剧。比如刚才谈到的，英国希望做的事，欧陆国家都反对，德国、法国、意大利明确反对，因为美国、英国的想法是我们所不认同的，所以欧盟最近在讲战略自主。

在这个意义上，咱们说句开玩笑的话，国际斗争到最后，还是“各归各家，各找各妈”，英国未来的实力后盾就是美国，它的战略界未来在做政策选择时、最关键的时候，恐怕还是要靠美国这棵“大树”，这是它的特殊性。

李泽辰：三位老师好。我叫李泽辰，来自华东政法大学。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其实最初是在英国诞生的，那么英国目前的政界和民众对《共产党宣言》的接受度是怎样的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未来在英国的发展前景又是如何的？谢谢。

张维为：应该说整个欧洲的左翼运动，从苏联解体以后都受到重大挫折。在这之前，无论是英国共产党还是社会党的运动，都有相当影响力，包括工党运动。但后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变质了，工党也开始逐步接受新自由主义，这是大概情况。

我个人认为，这次疫情是一个分水岭，疫情之后的世界是以更快的速度向中国倾斜，向社会主义倾斜。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够维持正常高速生产、贸易额两位数增长的国家，世界就这么一个国家，你不得不来找我，条条大路通中国，不是通美国。

“向社会主义倾斜”，不是我们界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是“一般社会主义”。在西方语言中的理解，大部分人讲社会主义，一般就是政府的作用更大一些，或者国有资产的比例更大一些，这是一般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很明显地出现了向社会主义倾斜的现象，所有国家在疫情防控方面政府的作用都增加了很多倍，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

现在有一个情况，我公开讲过，《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所有反对力量都开始结成联盟”。现在就是一个“幽灵”，中国模式的“幽灵”，在英国、在西方徘徊，他们的明白人看得非常清楚，中国这个防控水平，西方国家做不到，他们害怕了。

为什么现在诋毁中国的声音更高了？他们心乱，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一定要掌控疫情防控的主流叙事，这个主流叙事一定不能说中国做得好。他们真的感到恐惧，所以我觉得总体上对社会主义发展是有利的，在英国也这样，世界也是这样。

高健：很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一生学术的最精华时光是在伦敦度过的，但是马克思在伦敦生活得并不好，非常拮据，在马克思的葬礼上，英国的思想家没有出现，是工人朋友们把马克思安葬的。

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事实上马克思本人生活在伦敦时，他在英国的思想界是边缘化的。为什么？因为英国思想界的主流，是自我利益的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强大的自由主义思想使得马克思的思想不能在英国为大家广泛接受。过去的一百年，英国的思想界有左派思想，但是也难成气候，英国是牢牢地被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文化思潮掌控的国家。

但特别有意思的是，现在有一个话语叫“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如果从美国过去一百年到两百年的政治斗争经验来看，这句话不一定成立，但我们想提醒大家的是，未来世界的本质变化可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别用过去发生的事简单预测未来。美国人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今天美国深刻的政治文化危机，一定要用一种新的文化态度来面对才有出路。同样英国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发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马克思的“幽灵”未来一定会在更广泛的世界舞台上得到彰显。

当地时间年9月25日，英国伦敦，英国石油公司和埃索公司宣布，由于卡车司机持续短缺，其从炼油厂向其品牌加油站运输燃料的能力受到影响，因此货物将定量供应。

付阚广：三位老师好。我叫付阚广，从事物流行业11年了，刚刚三位老师提到英国目前港口的情况，缺工人，卡车司机不够，我想说不只是对英国的百姓，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了，我们这个行业也深受其影响。比较直观的一个影响就是物流成本高企不下，平时两三千美元一个集装箱的货柜，现在去英国可能最高峰的时候超过2万美元，而且还供不应求。导致一箱难求的原因是到港口了之后，货船的海运箱卸不掉，空箱子又返不回中国，国内想出口的贸易又等着集装箱装运，只能等新生产的，造成极大的浪费，物流周期也非常长。这种状态目前看不到改善，我们这个行业未来的出路在哪里？谢谢。

张维为：你作为物流行业的管理人员，恐怕直觉判断就是英国物流怎么这么差，恨不得我去帮他们管理，是不是这么回事？疫情防控只是一个例子，西方方方面面在走衰。中国自己做得好，这很重要，使我们产生自信，“世界向中国倾斜”。另外就是现在的RCEP——整个东亚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明年1月1日就要生效了。这是很了不起的。这里边中国有自己的“地缘优势”，我们处在东亚的中心，我们有陆地“一带一路”、海上“一带一路”，所以对我们来说，回旋余地比西方大得多。

高健：总的来讲，现在是最困难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是非正常时期，是特殊时期。关于全球化当然概念有很多版本，最近有个说法叫“慢全球化”。前两天刚刚参加了英国的一个讨论，其中谈到几个话题之一就是“慢全球化”之下，未来的供应链会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美国高官最近在亚太频繁访问，它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战略目标，就是美国希望能够参与到未来围堵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重组当中去，它在拼命拉拢这些盟友。所以，供应链本身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未来经济发展模式。

我们是一个拥有庞大体量的国家，今天的供应链，包括我们的物流，是基于中国强大的出口能力和进口需求来的。我们有联合国所评估的最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是唯一的最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而且今天你要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疫情前人们说很多生产会流入其他国家，但事实上大量数据显示，大量的生产制造在流回到中国。美国的战略也好，世界其他国家的想法也好，我们的形势总是比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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