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彭坚刍议深圳40年及未来发展中的社会
文/彭坚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产业发展和城市规划中心主任
深圳经济特区40年发展史，就是一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探索史。从《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社会主义作为重大关键词，既确立了特区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前行方向，又反映了初创建设过程中的动力源泉，更彰显了发展成就和经验探索的核心特质，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时代内涵。值此40周年之际，深圳过去和未来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值得刍议一下。
一、创业起步关键：“敢为人先”“拓荒牛”特区精神与“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有机结合
深圳特区诞生后的十年（-）是决定发展成败的关键十年。其时，我国整体仍处于东、西两大阵营较量的冷战环境，特区起步基础近乎一张白纸且“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但是，有了历届建设者特别是老一辈拓荒牛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奉献，有了贯穿建设发展史、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敢为人先”“拓荒牛”的特区精神，有了国家综合实力的背书呵护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了全国支援特区由行政方式向市场方式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深圳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持续突破具备了坚实基础。
（一）“站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国创造了屹立于世界的优越国际环境，为深圳改革开放和集中精力发展保驾护航
放眼二战后的东亚，正是由于美国主导的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分别为日本、韩国营造了聚焦发展的防务环境，提供了资本、技术、人才等关键要素，放开了面向美盟发达国家的市场，资源匮乏的日本、韩国才能依托出口导向模式深入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相应地实现战后经济重建和经济起飞。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依靠抗战以来的一系列正义战争和“两弹一星”等大国重器，独立自主地构建了免于遭受外部军事讹诈的国防威慑力，激发了民族自信和海外华人的认同感、报国情，开创了全球发展中国家中独一无二的长期稳定环境。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到年中美建交，年中苏关系改善、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依托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领域的综合努力，使得我国能够在冷战焦灼时期西方封锁、制裁和中苏交恶的夹缝中，逐渐开辟出与发达国家求同存异合作的广阔天地，抓住了融入快速复苏的全球经济的历史性机遇。这成为深圳推动改革开放初创探索的最大基础。
图1建国以来至年的国际关系演变及重大事件
资料来源：综合开发研究院整理
（二）特区自身、内联单位、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侨圈构成初创阶段的核心力量和资本、技术、人才要素的关键源泉，彰显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年，特区起步虽以自我造血、自我发展机制为主，但内引外联也发挥着重要推动作用。一方面，特区与30个国家和地区客商（港台资本和侨资为主）签订合作协议，办起三资企业多家；与中央40多个部门和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合办了家内联企业，初步形成以电子、纺织、食品、轻工、石化、机械、建筑材料为主的外向型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和企业自筹建设资金占比34.4%，国家直接投入、内联企业投资、利用外资共计占比39.2%。其中，利用外资占比22.4%，内联企业投资占比14.9%。
图2-年深圳特区建设资金来源结构数据来源：年12月15日《继续办好深圳经济特区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子》
1、港澳台同胞和侨胞是特区前十年三资企业主力军，形成海外华人圈踊跃参与特区建设的大潮，此阶段欧美日资企业相对稀少。
二战后的香港，在全国解放前夕大量吸纳了内地特别是上海的资本、技术、人才转移，形成“从浦江到香江，从白玉兰到紫荆花”的“香港-上海双城记”。上海轻工业向香港的转移，使香港较之其他亚洲国家提前10-15年启动工业化进程，奠定了战后纺织、橡胶、五金乃至化学工业的基础。根据《远东经济评论》统计，年香港首季申请登记设立的工厂中，60%由内地迁入。当时，上海人以不到4%的人口，拥有香港现代化棉纺织工业部门近80%的份额，包括在近代上海享有“棉纱大王”美誉的荣氏家族迁至香港所创办的大元纱厂、南洋纱厂。正因如此，香港上海总会理事长李德麟感叹“如果没有上海、江浙一带上世纪40、50年代南下的这批人，可能也没有香港的今天”。此后，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相继爆发，加速了东亚、东南亚资本涌入香港；在港华资的艰辛创业和奋力拼搏，撑起了香港多方资本并存的格局，个别领域甚至与英资并驾齐驱。见证了党和国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建设国际仿真投资环境的决心和魄力后，香港华资在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和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1]的国际形势下，抓住深圳作为大陆改革开放窗口的机遇，成为率先并带动世界各地侨胞、台胞经过香港投资经济特区的领路者和先锋团。
再观大陆，建国以来，侨乡大省广东在中央支持下建立并不断优化侨务政策[2]，团结广大侨胞，妥善安置难侨，协助躲避部分侨居国的排华政策，对打破外部封锁、助力华南经济建设乃至后来深圳特区吸收侨资提供了前提条件。年10月《人民日报》即刊文指出：今后的政策，应引导奖励华侨把设在海外的工厂，逐步迁回国内。年5月广东省政府以《华侨投资国内生产事业奖励办法》报政务院批复，贯彻落实“不能顾公不顾私，也不能先公而后私”、“公有土地之优先租用或公有荒地之优先承垦”、放宽市场经营条件等精神，推动了海外侨资向华南转移，成为国内接收侨资最多的省份。截至年11月，广东吸收侨资约占该时期全国总额的69%。改革开放和特区兴办以来，在继续贯彻落实并优化侨务政策的基础上，深圳依托年创立的光明华侨畜牧场[3]、年经国务院批准由香港中旅集团开发的深圳经济特区华侨城[4]及其他工业基地等，大力吸引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投资兴业，成为引进侨资、技术、人才及贯彻侨务政策的基地和窗口。
2、来自于国家重要部门和工业系统的内联单位，成为特区初创阶段不可或缺的投资建设力量和技术、人才来源之一，与三资企业、市属企业形成鼎足之势。
我国于50-70年代建立起比较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为深圳工业化起步提供了物质保障和技术条件。自年起，总参通讯部、四机部、三机部、航天工业部、兵器工业部、核工业部、船舶总公司、国防科委等中央各部门，以及广东、江苏、甘肃、贵州、吉林等省属企业相继入深投资发展，诞生了华强集团，赛格集团，中兴半导体，爱华电子及深圳中电器材、深圳中电投资，中航技及其旗下光电仪器、天马微电子等，华达电脑，长城计算机，南方制药厂，科兴生物等一批具有技术含量的知名工业企业。截至年底，中央40多个部委、总公司，30个省、市、自治区及个地市均在深设立了办事机构，内联企业中的工业、工贸类企业达家，约占全市工业企业的半壁江山。经过十年经济“内联”，深圳特区较好地奠定了工业发展和吸引外资的基础，显著改善了综合投资环境，使电子信息产业从无到有，发展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之一。
3、受命而来的两万多名基建工程兵是特区开荒破土的生力军，并随着体制改编逐步嬗变成为市场化建设主体、技术骨干乃至未来的知名民营企业家。
早期深圳仅有一家不足人的宝安县建筑公司，无法承担艰巨的特区建设任务。年，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来自全国各地、实行义务兵役制的两万多名基建工程兵直驰深圳，加之先前入深的相关部队，构成基建工程兵驻深圳部队。部队党员多、干部多、技术人员多，充分发挥组织纪律性强、不怕吃苦、机动性高、关键时候顶得住的优势，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担当起深圳早期的开拓重任。基建工程兵加上部队家属，迅速改变了特区初创时的人口结构（改市之前的宝安县仅有30多万人口，原特区内仅有两万居民），成为当时数量最大的外来移民。年9月，深圳召开基建工程兵驻深圳部队改编大会，成立于年8月1日、撤销于年8月、“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的基建工程兵实行集体转业，退伍不褪色，积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成为与特区共成长的首批急需人才。多数改编进入深圳市建设公司下属的建筑企业，多人输送到全市各单位并成为专业骨干，一部分通过创业成为未来的明星企业家，如华为的任正非、华强集团董事长梁光伟、香港卫视创办人及董事局主席高洪星、深装总的董事长兼总裁汪家玉、国盾公司董事长沈远彪、深圳市物业公司总经理马成礼等。
综而言之，深圳特区的初创发展，不仅有史诗般的艰苦奋斗、开拓创新、自我突破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有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和制度优势的重要助力。70-80年代，党和国家在夹缝般的国际环境中，努力创造有利的政治、外交条件和对外开放新空间，使特区的艰苦奋斗和“一方有需、八方支援”的制度优势相结合，形成以近乎自力更生的特区力量、内联单位、港澳台资及海外华侨圈为主导，同时积极吸引发达国家投资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助力特区在初创阶段傲立潮头、摧城拔寨、夯实基础。这虽与二战后日本经济重建、韩国与新加坡经济起飞的路径存在明显差异，但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主要发展成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形成因时因地构建生产关系的有益经验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排头兵，40年里不仅取得了世所瞩目的生产力跨越发展成就，而且因时因地的探索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一）社会生产力进逼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城市水平
从边陲小渔村迈向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年，深圳以接近%的城市化水平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亿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超过香港近亿，跻身亚洲城市前5强、全球城市30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2.9万美元，在国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逾2万美元的15个城市中名列榜首，超过中国台湾和葡萄牙，接近韩国和西班牙。工业总产值达3.68万亿，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工业增加值年在全国首度超越亿、年达亿，仅次于上海。深圳现已成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之一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城市竞争。
从“深圳速度”“深圳制造”迈向“深圳质量”“深圳创造”
40年里，深圳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达22%以上，全球首屈一指。期间，抓住全球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趋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城市战略和产业结构，推动社会生产力由速度型、外延式向质量型、内涵式转变，实现一步先、步步先。一是注重以全球视野的城市战略增拓生产力发展上限。从贸工结合的功能性经济特区、高科技国际化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竞争力影响力卓著的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城市定位始终锚定全球化大势的潮头。二是注重以创新驱动先手棋提高生产力效率效益。在发展早期阶段，深圳就妥善处理加工贸易和科技创新的关系，年按照国家“《新技术革命与我们的对策》的讨论”要求，战略性布局了大陆首个科技工业园（即深圳科技工业园，深圳高新区前身）；贯彻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战略方针，90年代出台了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并实施科教兴市战略，陆续设立了虚拟大学园、大学城等重大创新平台。至年，全市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7万家，PCT国际专利申请1.75万件，占全国的28.7%，正在推进建设全国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三是注重以先导性产业提升生产力结构质量。从“三来一补”到先进制造、高新技术、四大支柱产业、七大战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圳产业升级的每一阶段均将发挥基础优势与强化前瞻性、先导性产业布局紧密结合。四是注重以创新产业生态激发生产力内在活力。率先构建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打造了研发、样品及80%以上产品零部件的外围快速配套圈，由产品代工向全产业链解决方案转变，较好地保障了产业集群粘性、活力和供应链稳定性。
表1年全国万亿GDP城市创新发展成效比较
数据来源：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公开资料整理
（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全球无先例可循。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研判全球化下接轨国际市场的形势要求、遵循国内“放权、让利、搞活”政策导向的基础上，深圳立足于历史阶段特点，因时因地制宜的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将其转化为国际仿真投资环境的先发优势和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强大反作用力。
1、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动态优化所有制结构，形成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各尽其长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最大限度地孕育释放市场经济活力。
从实践教训看，苏联和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脱离发展阶段特点，片面追求“一大二公”，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并非越纯越好。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国企私有化主张也未在发展中国家形成有说服力的成功案例。从开放合作看，特区建设发展必须借力毗邻的香港及其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必须在全球化趋势中与国际惯例接轨，打消港资、侨资、欧美等国际资本对政府过度偏向公有制经济的疑虑。从产业规律看，从市场培育走向市场繁荣，基础设施、技术服务、产业服务等是关键因素。从封闭发展走向开放经济，成本、效率、效益乃至创新、品牌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核心竞争要素。从出口导向走向内外并重，面对多元化、个性化、体验化的需求升级趋势，细分化、融合化、弹性化、创造性供给成为决胜之道。从“三来一补”到科技登峰，技术成果的转移转化与核心技术攻关突破、基础研究环境支撑越来越趋于同等重要。不同所有制经济在产业演进的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各具独特的比较优势。
有鉴于此，深圳并未机械、教条地理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设要求，而是充分结合实际需要，围绕最有助于孕育释放市场活力的目标来构建所有制结构和相匹配的分配方式结构。
一是动态调整国资国企战略布局，结合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手段，突破唯规模论的模板束缚，实现国有经济的先导性、影响力、带动力和保障力，创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实现形式。发展初中期，国资国企重点发挥市场培育和投资环境建设的优势，同时作为市场主体直接参与竞争、激活市场氛围，如80年代的特发集团、纺织集团、物业集团、金威啤酒、赛格集团等，90年代的盐田港集团、深圳地铁集团等。发展中后期，国资国企重点发挥功能保障、国计民生掌控、科技创新服务的优势，向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为主体，以金融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两翼的“一体两翼”领域集中布局，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如年后的深投控（年世界强，聚焦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运营三大核心功能）、特建发集团等。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持续的制度创新（年10月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暂行规定》），为激发国资国企活力和放大影响力、带动力提供了重要保障，进一步丰富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年，市属国企总资产达3.6万亿，营业收入亿，净利润亿，增加值占全市的比重约为5%。资产证券化率超过50%，控股上市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亿，占直管企业比重达61.0%。
二是在坚持高质量发展国资国企的同时，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和外资发展，突破“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得益彰，民营经济成为最大特色和优势。深圳将90%以上的自由竞争土壤和产业发展空间留给民营经济和外资，形成国资国企发挥先导力保障力带动力、民营外资规模与国资规模为9:1的特色均衡，携手创造了巨大发展成就。其中，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外资强于先进技术、精益制造、品牌运营等领域；民营经济的核心优势侧重在机制建设、需求诊断、技术创新、产品钻研、市场深耕、弹性经营、跨界融合等方面。从年率先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到年率先出台《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深圳始终坚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助力民营企业成为高科技、知识密集型的创新主体，成就了“深圳创造”。从基础通讯、家电时代的华为、创维等，电子电气、互联网时代的腾讯、正威国际、鹏鼎控股、比亚迪等，新商贸时代的怡亚通、茂业集团、百丽国际等，到高端制造时代的大族激光、欧菲光、立讯精密、蓝思科技等，智能时代的大疆科技、海思科技、优必选、乐信科技、微众银行、碳云智能等，每约十年一波的产业浪潮，深圳都会涌现出代表性的民营创新企业，且越往后数量越多、越沉淀量级越大。
三是与发展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资源稀缺性特点相适应，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等各种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的格局，且多措并举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劳动力红利所带来的机遇，与先进资本、关键技术、高阶知识、土地空间稀缺性所带来的挑战长期并存。为此，深圳依托所有制结构现实，鼓励资本、土地、技术、知识等要素与劳动要素共同参与分配。一方面，分配方式坚持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与贡献大小相联系的原则，允许效益不同的企业在分配上有所差别，坚决不搞平均主义。最终，与重商的岭南文化、深厚的侨乡文化、特区的移民文化相融合，孕育形成以公平竞争、契约精神、创新创造、以能力贡献论英雄为核心内涵的市场文化。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并加强对分配过程的监督调控，较早建立了工资调节税、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率先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持续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完善国资国企对冲贫富差距机制作用，积极防止社会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过快扩大。
图-年广东省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结构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说明：由于深圳市未发布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统计数据，因此本文暂以广东省的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提供一个侧面观察视角。伴随着产业的升级、政府的分配调控，劳动分配始终保持着主导地位，资本在分配中的地位先升后降且保持平稳运行，政府分配保持低位且稳中有降。
2、始终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动态优化政府和市场关系，不为固定模式所困，不走任何极端，形成“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深圳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探索是持续加强对市场、社会的放权，坚决规避对具体市场行为的不当干预，不断优化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服务。总体而言，市场作用持续快速加强，政府作用不断优化完善。
一是坚持学习吸收国际先进经验，持续调整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和比重，持续激发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自设立之日起，深圳即开始探索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具体形式，不断优化调整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市场调节的范围和比例，推动微观放开搞活，率先建立起物资、房地产、劳务、技术、信息、资金、证券、外汇等市场体系，以市场价格为主导、与指导价格并存的价格体系，引导社会自觉运用价值规律调节供求关系。伴随着产业升级进程深入，加工贸易向科技产业创新转变，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转变，资本积累向技术积累、智力积累转变，社会分工一方面日趋精细复杂，界限日益模糊，另一方面分工协作的需求反应速度要求显著提高，维持资源配置比例均衡的难度越来越大。深圳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依托市场对各类产业机遇、经济信号、要素配置灵敏高效反应的优势，促进生产需求及时协调和优胜劣汰，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日益突出。
二是以释放市场活力为核心导向，汲取国内外实践教训，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不放松，注重探索政府作用边界、效率和科学性。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开创性探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未论及。两只手的关系、特别是恰如其分用好“看得见的手”是其核心命题之一。苏联和我国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体系的殷鉴不远。西方发达国家在数百年实践中，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轮番登场，均未能从根本上解答好这一命题。盲目的自由化在俄罗斯、拉美、非洲都遭遇到重大挫折。尽管计划与市场的论战生生不息、从未停止，但是深圳在认识和发挥政府作用方面，坚持结合特区实际，既不走回“高度集中”的极端，也不采纳近乎于另一个极端的“积极不干预”“无政府主义”，绝不一路“小”跑到底不回头，始终探索积累不越位、不缺位的实践经验和恰当的中间值，主要通过政策法律、经济杠杆、规划引导、行政管理、监督制衡等综合手段进行调控，尽量减少或避免直接干预市场活动。一方面，政府发挥市场培育、市场服务的优势，使市场更高效地聚焦践行产业使命。依靠政府投资、国企市场化投资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打造优质发展载体；依靠针对性产业政策并联合民间中介组织，发挥组织市场、培育主体、稳定秩序的先导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发挥将产业使命、城市使命和国家使命紧密结合的站位优势和组织优势，引导市场将三个层次的使命更好地兼顾起来。政府不仅设立虚拟大学园、重点开发片区、大学城等重大平台，而且指导国资国企和联合民营龙头企业，引领市场向科技、新经济的更高峰攀登。如成立深超科技公司并与TCL合作生产高世代液晶显示器；由深业集团引入ARM公司，推动集成电路创新产业生态建设，以解决电子信息产业链“少屏”“缺芯”等问题。由深投控接管发展中国越南(深圳-海防)经济贸易合作区，引导市场开展“一带一路”布局。再者，政府发挥纠正“市场失灵”的优势，引导市场在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兼顾社会责任。例如，政府不断完善城市更新政策，探索为市场主体对接政府产业资源，激励市场主体在确保合理盈利性基础上配套建设公共服务设施，解决公共配套落地难、产业用房房地产化、产业导入不及预期等“市场失灵”问题。通过出台“二次房改”政策，鼓励引导市场与政府共同建设保障性住房，缓解贫富差距扩大趋势，重塑以人为本、以实体经济活力为本的营商环境竞争力。
三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而非以理论模板为圭臬，动态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规避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倾向。站在40周年的时点往回看，深圳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可以总结概括为“小政府、大市场”。但是，若将视角深入到深圳高速发展、经济转轨、超大城市建设的具体过程中，仅用“小政府、大市场”模板远不足以应对千差万别的问题和丰富多彩的实践。一方面，深圳的“小政府”的“小”，比香港“积极不干预”的“小政府”要大，比长三角地区的政府作用要“小”。客观而言，无论深圳还是长三角及其他发达地区的核心城市，都是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锋，各自取得了巨大的示范性成就。这说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挥政府作用没有唯一的模板，只有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总原则下，结合各自实际、精准把握好度的特色模板。另一方面，基于各市辖区行业发育成熟度不一、工业化进度不一、发展转型快慢不一的结构性特点，深圳在“小政府”度的把握上，因时制宜、因业制宜、因地制宜地动态调整，即由“小”适度变“大”，政府“该主导就主导、该介入就介入”；或由相对较“大”适度转“小”，调控干预适时伺机放松或退出，坚持解决问题的导向而非固守理论模板的导向，避免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固定模板包打天下，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实现多种模式、多种比例的动态均衡，并由此形成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探索的经验法则。正如《探路之役：-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的作者萧冬连先生指出“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市场化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地位、作用，不能一概而论、纯粹从理论上分析，地方政府到底应该管什么、不管什么，它有一个历史阶段性过程”。可以说，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小政府、大市场”，在本质上的体现就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度的把握，即是一项收放自如的动态操控艺术。
时至今日，福田、南山、宝安、龙岗的市场环境尽管较为成熟，但仍然面临在既有产业格局下培育新经济幼稚产业、建立国际比较优势的问题，也面临以更高质量的知识经济、创新经济支撑城区更高定位的问题，还面临公共服务补缺提质的问题。这些问题均需要充分依托既有的成熟市场环境，通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来解决。光明、坪山、大鹏新区、深汕合作区的市场基础较为薄弱、公共服务水平与原特区内差距较大，其中光明、坪山还承载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使命和国家使命，发挥政府作用的“度”可能需要更大。罗湖面临老城区转型重新寻求市场活力的紧迫要求，在新产业培育、创新生态建设、城市现代化治理等众多领域仍需加强政府作用的再补位。实际情况远比上述结构特征更为复杂，决定了不同片区、不同领域、不同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多样性和动态性。
四是充分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和创新举措，以市场化方式为主导、与行政方式相结合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逐步摆脱计划式做法，不断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绝不等同于外延式的盲目做大政府机构和人员配置，而是内涵式的提升政府作用的科学性和灵活性。例如，依托新经济及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创新，不断提升政府作用的合理性和精准度。依托专业服务市场的成熟壮大和智库、顾问公司、行业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借助于大调研手段，优化决策施政的切实性、审慎性和操作性。依托国有企业市场化运作、政府投资、行政措施等多种政策工具，丰富和完善政府作用的操作方式。依托公务员梯队建设和年轻化、学历化、实践化的选拔导向，显著提升发挥政府作用的专业力和执行力。可以预见，这一良好趋势仍将不断的发展和强化。
3、始终坚持“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和致力维护香港长治久安、繁荣发展，持续深入推进深港合作，探索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个关税区、两种货币”条件下处理好内地与香港关系的有益经验。
深圳始终坚持“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将严格政治站位和遵循市场规律紧密结合，充分依托深港毗邻、一衣带水的独特优势和同宗同源、敢闯敢试的文化底蕴，推动先行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香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紧密接轨，走出以契约式市场合作为起步和牵引，逐步迈向党中央、国务院、广东省大力支持下的区域战略合作之路，实现深港关系由梯度合作、竞争合作向深度融合、互谅互促的转变，合作风格从点状探索、谨慎磨合向顾全大局、商量办事的转变，形成“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个关税区、两种货币”条件下处理好内地与香港关系的有益经验，为国家发挥社会主义战略统筹优势、部署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国家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80年代至90年代初，深圳积极发挥改革开放窗口作用，率先对接香港的资金、营销、物流国际网络，一方面大力吸引港资推动工业化进程，形成“前店后厂”“前店后仓”梯度合作格局，牵引腹地经济高效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另一方面通过深港合作形成我国顺利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唯一国际通道，率先为我国冲破发达国家封锁制裁，开辟了对外开放的广阔空间。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依托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高新区和前海合作区等核心载体，抓住CEPA协议、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的政策机遇，深化了与香港科技教育、高端服务业、制度创新领域合作，大力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深圳构想提出的“深港创新圈”合作得到香港积极响应并最终签署协议实施，强化了双方深度融合的市场基础、制度基础和互信互谅基础。年以来，深圳顺应全球发展竞争走向湾区竞争的趋势，积极谋划推动以深港合作为引擎的湾区经济发展模式，年12月，深圳市委五届十八次全会首次提出发展湾区经济构想；年1月“发展湾区经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年，在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机制促进下，互信互谅基础更为扎实的深港签署了《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发挥香港高校、科研优势及深圳产业创新优势，共建香港最大的科创园区、深圳面向香港最重要的科技平台——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结合深港合作优势与核心引擎作用，国家统筹战略布局，于年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概而论之，深圳40年的改革开放，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一顶可有可无的帽子，而是生动多彩、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实践，形成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重大创新。深圳的实践探索，既非马克思主义“母版”的简单套用，也非苏联模式“翻版”的复制粘贴，更非西方资本主义“模板”的削足适履，而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深圳发展实际相结合创造出来的“新版”[5]，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发展贡献了深圳经验。
表2深圳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经验
资料来源：综研院自行研究整理
三、先行示范方向：升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设世界顶级生产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
40年沧海桑田，深圳的改革开放实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注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制度优势的微观印证；同时还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最大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先进城市实践，世界范围尚无源自此制度、此速度、此量级系统性实证研究的经济理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和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内部挑战，深圳不仅需要跳出四十年跨越发展的思维惯性去丈量未来，更加需要跳出多年来经济理论的思维惯性，以更加谦卑的反思精神，聚心聚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容应对系列新的风险挑战，在先行示范征程中走稳走好走出彩。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
1、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探索新突破。
从发达国家看，资本主义发展方式造成实体经济生产过剩和社会两极分化矛盾以来，尽管对内宏观调控、对外危机转嫁等举措起到阶段性供求平衡、社会稳定之效，但仅能使危机被延后而非根本解决。经过经济、政治、军事等一系列的传导演变机制，有限时空内的生产过剩矛盾，无可避免地滑向无限时空的虚拟经济货币过剩矛盾，且杠杆率大幅提高。天文数字的主权债务和高杠杆的家庭债务，叠加中产阶级萎缩、两极分化、老龄化等问题，一丝一毫也看不到在其所有制、政治和法治框架体系内的解决方案，产业链、财政、金融、主权货币风险均可能成为新的危机触发点。一方面，世界各国都在反思并积极寻求制度优化或更好的制度替代。邓小平早已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另一方面，现实倒逼主要发达国家顾不上捍卫其首创的自由主义理论，反而变本加厉地使用贸易保护主义、外交摩擦、长臂管辖等多种手段，乞待挽狂澜于既倒。
从我国情况看，今时今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环境特征是高货币存量、高成本、高杠杆、高债务存量和较为突出的贫富差距，环环相扣。面向外需的产能转向国内市场，与面向内需的产能形成叠加，阶段性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宏观调控的进步和做大GDP的地区竞争，使市场已不大可能实现全面自动出清。问题的积累与延后，使得经济体系、发展链条的脆弱性明显提高，外部极限施压可能会导致长期问题的某一环节集中引爆，带来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难以估量的连锁反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
图4世界主要国家及全球M2/GDP比重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5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
数据来源：Mercer
图6国内城市资金量变化对比
数据来源：和年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在高货币存量、高成本、高杠杆、高债务存量和贫富差距加大的内部环境下，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扭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解决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不仅需要发展更高质量的社会生产力，以激活内需、平衡供求，而且更加需要跳出单一的生产力视角，以更大自信、更大决心、更大力度优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通过缓和贫富差距扩大趋势来激发内需，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新均衡。
从生产力角度看扩大需求，借鉴凯恩斯主义、进一步快速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创造需求的空间日益变小，政策正效益已不足以覆盖负效益。扩大内需一方面只能更加突出地依靠科技创新，通过“卡脖子”技术攻关突破和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来创造新需求，增加国产替代的新空间。这要求由资本积累更快地向技术积累、智力积累转变，先进技术、知识及数据要素的重要性、稀缺性更加突出，在生产力中的运行效能需要显著提高，同时资本的效能相对下降，为此需要再次优化各种要素之间比例关系和相应的所有制、分配方式结构。另一方面，只能更加突出地依靠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和深化对外开放，在更大的经济空间中优化组织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相应地，需要进一步优化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推动城市与城市之间由竞争关系更快地向竞合、互促关系转变，促进各种要素的畅顺流动和需求再造。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扩大需求，借鉴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进一步深度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更需要发挥好政府作用，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和坚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化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结构，持续缓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应对逆全球化、国际经贸摩擦等压力挑战，在不断演变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财富分配格局中牢牢地守住国民核心利益。
一言以蔽之，新的历史阶段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扭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和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必须比以往更加科学充分地优化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图6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演变模型
模型说明：1、深圳过去40年的改革发展，是在中轴左侧从a0走向理论峰值ap的过程，发展成就体现在生产力范畴的曲线斜率、爬升时间及峰值上限潜力。2、在新的历史阶段，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圳必须要在理论峰值ap与不稳定临界点ae之间的中轴右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深入开展生产关系的优化实践，激发经济结构调整的自我矫正作用，拉动a?向ap震荡回靠，逐步围绕ap进行双侧可控震荡，最终收敛于ap并推动其可持续提升，促进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外扩。同时，实现中轴的持续左移。
2、深圳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示范需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更高水平联动。
从社会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看，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产业创新方面，深圳加力推进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光明科学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倾力打造18个重点开发片区，培育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系，促进科技产业协同融合。在城市群建设方面，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标准开展深圳现代化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依托深汕合作区和深投控、地铁集团、人才安居集团等市场主体，强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在扩大开放方面，加快推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双扩区”，率先探索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投资管理体系、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举措、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
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看，呈现出一些良好趋势和积极因素。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进一步丰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实现形式，市属国有经济的先导性、影响力、带动力和保障力持续提高。伴随着科学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重复性劳动更加迅速的向创造性劳动转变，引起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深刻变化。在高科技、知识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和混改主体中，“一股独占”向剩余索取权让渡转变，“经理层持股”“人才持股”向“员工持股”转变，产生了以企业为边界的小型、新型集体所有制，加之相伴的决策民主化、意见民主化进程，日渐自发地出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意见民主等本质特点，华为就是代表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出台和“同股不同权”模式的发展，使得科技企业能够在善用资本力量的同时保持创始团队的创新创造初心，让新型所有制发挥促进科技创新的更大积极作用。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和创造性劳动的大幅增加，带动了收入结构的积极变化。大多数知识业者、技术人才、高素质产业工人的地位显著提高、收入快速增长。“劳有厚得”的群体规模日益扩大，为促进消费、平衡供需和经济动力转型提供了有力保障。
不容忽视的是，深圳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中也浮现了一些不利因素，客观上成为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制约。一者，伴随着人才成为创新主角，创新生态的内涵出现了深刻延展。人才需求中的收入财富增长、价值实现、衣食住行保障等均成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构件。优质城市功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治理体系不仅是产城融合的基础成分，更为创新生态系统健康运转提供了配套功能支撑和应用场景支撑。然而，房地产投资属性暴增和房价高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市场化民营化后，住宅从生活资料、教育医疗从公共设施转化为新型生产资料，且生产资料准私有化特征日益明显。由于缺乏科学引导和规制，人才生活、安居成本快速增长。加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不足，间接导致中小企业受困于租金、劳动和融资成本压力，大型企业的人才、研发成本则居高不下，逐步形成了较为突出的行业差距、部门差距和实体产业挤出效应。这一趋势同时也引致了居民投机行为和财富结构的变化，财富差距加速拉大，正在侵蚀人才收入结构优化的积极效应，成为抑制消费、抑制创新的不利因素。在高货币存量环境下，伴随着教育、医疗、居住等生活必需品的成本普涨，老人才们和源源不断进城、白手打拼的新人才们，由于财富积累和生活成本转嫁手段的差别，实际收入差距呈现有所固化而非缓解的趋势。二者，市场追逐短期效益导向的技术创新、商业创新，与新形势下需要持续深耕、追求长期收益的基础创新形成矛盾；市场的自发生长，使得产业使命与深圳的城市使命及肩负的国家使命有所脱节。日本的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主张将“盈利”与“无私”相结合的经营哲学，其市场经济体制特别强调以诱导性计划和政商协调来增强市场功能并补其不足，以尊重秩序而非无序竞争来提高市场效率，十分值得深圳在落实城市发展战略、推动深度市场化改革中加以借鉴。三者，粤港澳大湾区的港深、广深及深圳与其他城市之间仍残留一定程度的本位利益导向思维定式，猜忌、隔阂时有显现，已不适应推动大湾区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发展的需要，区域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亟待尽早突破。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探索新突破
1、走在优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前列。
一是坚持、发展和发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持续巩固提升所有制关系的独特优势，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服务。依托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深化市属国资国企的“一体两翼”战略布局，保障城市经济安全，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严格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推动民营经济更加蓬勃发展，大力引导“技术持股”、“知识持股”、“员工持股”及新型要素持股，完善科技企业同股不同权制度安排，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所有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厚经济基础底蕴。坚定发展外资经济，推动由加工制造向精密制造、研发创新领域加速布局。优化政策和机制，创造多种所有制更加广阔的优势互补合作空间。以所有制结构发展创新为依托，巩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格局，显著提高技术、知识、数据等先进要素参与分配的比重，激活微观创新力量。
二是构建更高水平“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坚持以加速创新驱动为核心、与防控发展风险相结合的治理目标导向，大幅提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能级。发挥好政府的引导、组织作用，带动市场和社会资源聚焦“四个面向”、特别是基础科学和重大科研工程领域，促进产业使命、城市使命、国家使命三者更加紧密的结合。强化协同动态治理的理念行为，围绕新技术应用、新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要，构建市场主导、资政和政府引导、规制相结合的治理共同体，加强咨询委员会、专业理事会建设，激发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积极性和建设性。市场负责提供技术、市场、风控等方面的政策建议和政策众筹，弥补政府信息盲点；政府负责制定政策、评估审核、发布信息、维护秩序，形成政府与市场和谐互促、响应敏捷的关系。同时，在法律政策制定、产业服务、规制监管等环节强化持续学习、动态控制和迭代优化，逐步形成到位而不越位的审慎包容治理模式。发挥好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抑投机、疏投资、促消费，优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和比例，推动由市场自发走向市场自觉。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创新生态系统的城市服务、公共配套功能保障体系，使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引导市场更好地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加强治理现代化的技术支撑，发挥产业、科技优势，建设面向政府和市场的治理科技服务生态圈，并利用并发展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市场运行实施科学调控。深化市场导向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大部门制运行，推动扁平化管理，在强区扩权基础上加大对基层积极作为的激励配套改革，充分调动基层施政和改革的主观能动性。
三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地方与地方关系。从比肩世界级湾区和建设城市群、都市圈的高度谋划城市发展，适应区域协同共生的要求，主动换位思考，积极先行推动港深、广深及深圳与内地其他城市由“台面和气、背地互弃”的邻居关系，向坦诚相待、平等包容的“战友”“挚友”关系转变，推动辖区内各行政区开展兄弟般的精诚合作，将顾全大局、平等协商、互助互让、开诚布公的社会主义优良传统，与市场经济下创新合作发展体制机制、共建示范性带动性重大工程紧密结合，为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内的社会主义战略统筹优势奠定根基。在深圳与内地欠发达地区的关系上，今天仍要贯彻“全国支援特区、特区服务中国”的方针，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大力支持内地兄弟区域工业化发展，将精准扶贫合作事业做精做扎实，在全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系统增强和助力回馈作用。
四是在更深层次和更宽领域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坚持深度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型开放，广泛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和吸引高端要素，为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提供要素质量、要素活力和要素效能保障。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借鉴二战后美国、70年代后期以色列科技崛起的经验，广泛吸引世界各国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华裔人才前来扎根发展，形成世界级孔雀高地。更大力度破除市场隐形壁垒，进一步完善各类要素市场，促进要素在城市及城市群高效流动配置。深度推动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和科技产业转化机制改革，大力培育新型科技、产业中介和枢纽服务平台，全面激发要素效能和成果产出质量，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坚持发扬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围绕国家、省、市重大战略需求，深化探索政府引导与市场自觉下“主动让利市场机制+政策补贴嘉奖兜底”的利益大循环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崭新模式，防范只讲企业让利和奉献而带来的不可持续性，并由此形成以价格信号为主导，兼顾匠人精神、产业责任、民族情怀等因素的新型市场反应机制，探索并助力打造能够从容应对各种尖锐挑战的新型举国体制。
2、推动社会生产力更高质量发展和突破。
基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新探索与新优化，充分发挥深圳创新生态、创新文化、人才红利的独特优势和科技、产业发展的雄厚基础，依托重大科技平台、重大产业平台、重大开放平台建设发展，以科技产业创新为核心抓手，面向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强化基础创新能力建设，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公共效益的在地化转化与区域化联动辐射紧密结合；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通道，培育引领发展的未来产业，跨越表征指标的繁荣，形成具有高稳定性、高安全性的科技产业质量内核，打造世界级原始创新思想、创新成果汇聚地，成为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创新网络中举足轻重的战略枢纽。以高能区域经济体和城市群建设为抓手，构建以创新融合、产业网络、载体共建等为特征的内涵式增长模式，突破有限行政边界的物理约束和扩容、直辖的自我纠结，大步迈向以经济纽带、共荣共生为主导的无限发展空间，支撑形成世界级粤港澳大湾区的港深穗莞十万亿级经济走廊，树立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全球顶级生产力的成功样板。
3、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和理论供给。
坚定“四个自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基于丰富、生动、高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兼收并蓄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经济理论的有益养分，有的放矢重新审视借鉴德国历史学派等经济学派的有益主张，围绕实践需求推动精密法则与经验法则的有机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世界各国人民增加更多制度供给的选择做出更大贡献。
结语：四十年前，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依靠特区奋斗、特区精神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结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起步到发展，取得了波澜壮阔的阶段性成就。展望未来，尽管世界经济大潮波涛汹涌，有了更加扎实的城市发展基础和湾区综合实力，结合优势不断强化的社会主义制度，深圳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还将继续先行先试、率先垂范，必将创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伟大成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美好的结果是可期待的。
注：
[1]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降，依靠发达国家市场的亚洲“四小龙”在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陷入衰退，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省均选择向重工业突破，资源禀赋条件较差的香港则抓住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机遇，将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转移到珠三角“后厂”，做贴牌外贸的“前店”。
[2]资料来源：张小欣《新中国初期海外华侨在广东的投资活动及成效(—)》
[3]光明华侨畜牧场于年由华南农垦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广东省外事处、华南亚热带科学研究所等5个单位的多名干部组建起来，原名光明农场。80年代全场有人，其中安置越南回国难侨人。改革开放以来，冲破“以粮为纲”束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优良畜禽，走贸工农道路，年开始扭亏为盈。数据来自《深圳经济特区年鉴》。
[4]深圳经济特区华侨城是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投资兴办企事业的重要基地，也是华侨、外国友人旅游度假胜地。香港中旅集团所属的华侨城集团的前身是广东省沙河华侨企业公司，下属合资、合作经营企业有光明华侨电子厂、沙河华侨电子厂、深圳华侨家私厂等。数据来自《深圳经济特区年鉴》。
[5]来源：人民网精选资讯官方帐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何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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