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有外交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三国时

一听说“三国外交”,人们往往首先询问:三国时期存在外交吗?

对于这个前提性问题的回答,涉及我们对外交概念的理解。现代人已经习惯了电视、报纸和杂志上的外交纵横。外交官们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场合上的潇洒表现;国家间频繁进行的照会、会晤和联盟等外交活动;连续公布的国际法、条约、协议和讲话为我们营造出的一个现实中的外交世界。拨开这些表象,投眼于汗牛充栋的中国史籍,我国古代也存在这些外交概念。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外交概念

外交史大家黎虎教授研究认为,商朝的甲骨文中就包含着外交记录。在商王朝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外交官和外交概念。当时的外交指的是中央王朝开展对外交往、允许诸侯各国相互交往和开展一系列活动。

春秋时期的鲁隐公①元年(前)祭国国君出访鲁国。《春秋穀梁传》中“隐公元年”一篇对此记载道:“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意思是说,周朝范围内的诸侯们,没有周天子的允许,是不能相互交往的。这可能是在史籍中最早出现的明确的“外交”一词的记载。可见,“外交”一词在古代人们的心中是权力的象征,也就是在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只有天子才有权进行对外交往外交是天子的特权。

但是这并不妨碍诸侯国之间现实存在的外交往来。西周时,由各诸侯国和周边政权组成的国家体系间围绕着周王室固定运转,难道不就是中国原始的外交体系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外交与征战始终相伴随,碰撞出了辉煌的外交火花。葵丘会盟②、问鼎中原、晏子使楚、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外交故事、外交人物和外交战略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秦汉以来,各项外交概念开始固定,外交范围拓展,形成了政府内部的外交制度。先秦时期的外交,还都是集中在中国本土范围内。经过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中国古代外交突破了本土和东亚的范围而开始走向世界。位列九卿的大鸿胪,属于内朝系统的主客曹、行人、四方馆①等各司其职,撑起了中华帝国的外交体系。中国主导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辉煌和中国在东亚的历史遗产就是在当时开始出现雏形的。

三国时期,国家的分裂并没有妨碍外交思想的流传。东吴使臣张温出使蜀汉,向蜀汉大臣称赞自己的副手(副使)后来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张温因此获罪。《三国志·张温传》记载了骆统为张温求情的话:“向他国之辅,而叹本邦之臣,经传美之以光国,而不讥之以外交也。”这里的“外交”一词是贬义的,指的是大臣私自对外交往。这里具体指张温没有经过皇帝孙权同意,当着蜀汉君臣评价东吴的大臣(副使)。骆统求情的时候,就认为张温虽然擅自评价己方大臣,但说的是好话,不是般的“外交”。

事实上,“三国外交”的概念已经被人提出来了。张大可教授认为,“三国外交特指三国形成时期的外交,起于公元年刘孙结盟,止于公元年吴蜀订立中分天下的盟约,前后22年”②。尽管笔者并不赞同张教授的分期,但完全认同张教授对外交的灵活理解。群雄竞起的乱世,各国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外交制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外交实践和思想。这是我们观察统一盛世时候难以获得的万花筒似的精彩画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与春秋战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都是中国古代外交内容大放异彩的重要阶段。

我们得承认,即使是在缺乏理性思维、不擅长思辨和缺乏系统理论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依然闪耀着先辈外交实践和思想的光芒。三国时代存在中国古代外交。

再追根溯源,外交概念的本质是什么?现代外交概念由西方而来。现代外交的词源Diploma意为金属制的一分为二的护照和其他通牒。它是国家颁发的执行国家政策、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凭证。外交概念产生之初便带上了强烈的国家实践色彩。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这是西方国际思维的原点),外交开始进入现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核心价值观是主权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国家作为主权单位依靠完全不同的原则进行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实践。在国内政治领域,国家具有排他性的政治权力。一国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任何外来力量不得干预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务。主权原则作为国际社会的宪法性制度安排,使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严格分离开来,使外交概念带上了浓厚的主权色彩。因此,外交概念指的是国家之间为了实现各自的国家战略和政策而进行的政治交往。外交概念包含两个前提:国家和国家交往;外交概念带有两大色彩:国家色彩和主权色彩。

那么,三国时期存在国家吗?讨论割据政权之间的外交是否可行呢?

的确,如果不能证明三国时期存在国家,或者证明不了各个割据政权是国家,那么三国外交也在学理上无从谈起。现在让我们深入到国家概念的本质,从国家的概念谈起。

何谓国家?叶自成教授认为:“所谓的国家,无非是说它有比较确定的领土,有比较确定的人民,它的政权能够独立地处理国内外的事务,而且这些政治实体之间,相互建立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奉行一定的行为准则。如果你从这几个意义来衡量的话,我认为春秋中后期的许多国家,更不用说战国时期的国家,都是标准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①叶老师的解释为我们指明了思路。只要一个国家存在基本的国家要素,具备对外独立平等交往的能力,就可以算作是外交学理上的国家概念。

基于这种理解,三国时期的曹魏、东吴、蜀汉和辽东②也都算是独立的国家。魏国的疆域东至大海,西到甘肃,北过长城,南达江淮地区;东吴接魏国南境,跨过长江中下游地区五岭和珠江流域,直到越南中部;蜀汉保守四川、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等省一部。曹魏灭蜀的时候,蜀国人口约九十四万,魏国人口有四百四十三万。西晋灭吴的时候,吴国人口达到二百三十万。灭亡的蜀汉和东吴两国,分别立国四十三年和五十八年,分别保持了十万和二十万的常备军。这样的政权规模,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小国。

国鼎立形成后,“中兴汉室”这面旗帜失去了号召力。统的汉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量在降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转移了天命的观念。魏蜀吴三国在义理上都成了平等的割据国家,三方角逐完全进入了道德与国力的竞争中。对于这三个国家以及辽东政权来说,谁家治理得有条理,谁家就能赢得民众的支持,赢得士大夫的归心,谁的力量就会不断增强。

当时参与到以三国为核心的外交圈子中的,还有三韩、那马台、大和、西域等国。这些国家有些发展成了现代国家,有些逐渐融入了中国。但是在当时,它们都是有稳固统治的、独立的国家。

我们也必须承认这里的国家都不是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主权。主权是现今最核心的国家要素。那么怎么看待这样的缺失呢?

首先,主权是西方在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之后的概念,是现代国家概念的要素。我们不奢求中国古代国家的形式必须带有现代主权色彩,就好像我们不责备四处讲学的孔子没有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一样。其次,以对内的绝对排他性和对外的独立性这两点主权的特性来说,中国古代国家虽然没有现代主权却拥有现代主权类似的特性。三国时期各国建立了对内绝对排他的统治,在对外事务方面也是完全独立的。

基于以上的概念和分析,三国时期的国家是存在的。同时,讨论割据政权内部、中央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外交是可行的。各个割据政权如果符合以上关于国家的概念认定,自然也顺延判定了它们之间外交的存在。黎虎教授认为古代中国外交存在三种类型和层次的外交格局和体系”,除了中原王朝和外国、后来归入中国版图的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外交外,第三类就是“中国境内各独立政权之间的外交。这主要是在三国鼎立时期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

①所有对“三国外交”概念的疑问,都是受到现代外交概念约定俗成似的影响导致的。当代人的头脑里似乎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想法,认为只有在现代国际环境中接触到的外交才是外①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第9页。交。事实上,古代中国也存在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我们对它的怀疑本身表明我们对它的忽视。希望三国外交能够成为人们了解中国古代外交的一个切入口。

读者可能又会问了:读三国外交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作为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中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迟到者。中国被动地进入近代国际体系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以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为基础,建立了完整的国际体系。追本溯源,西方国际政治价值观和理论起源于年开始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民族国家的产生。民族国家概念被主流国际政治理论认为是真正的国际关系诞生的基础和分析的起点。之后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都是中国缺席的国际体系;现代的国际法、外交礼仪、贸易帝规则、通信规则等都是西方的游戏、西方的规则。历史悠久的国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也好,破多于立的建构主义也好,也都是外地西方的逻辑和研究范式。

我们接受的外交教育和熏陶也是在西方理论和实践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普遍缺乏自己的国际视野。我们用它来分析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规划和指导我们的外交行为。甚至有部分人“言必称威斯特伐利亚”。遗憾的是,我们毕竟不属于那一套思维,很难用它来解释我们遇到的一切。

在日益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一再遭遇尴尬。中国在国际图书版权贸易中长期处于巨幅逆差地位,这令有着几千年深厚积淀的文化大国十分尴尬;近几年比较叫座的几部电影大制作,与其说是民族电影的希望,不如说是在西方审美基础上点缀了中国元素;一年年的学人西渡,归国的那部分人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科技和文化,却依然改变不了国内一些学科起步低、理论零散、缺乏系统梳理的状况;海洋上出现越来越多中国船只的身影,但中国在海事纠纷中往往不能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事实上,对于国际竞争的许多“游戏规则”,我们都不能说了然于胸。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国家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作为日益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尤其是作为崛起的中国的未来一代,如何理解国际事务中尴尬的现状,如何迎接中国在世界强国舞台上的登场?说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视野看待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最基础的,我们要寻找我们的威斯特伐利亚,挖掘我们的传统世界观和外交思想,找到我们的国际思维原点。

国外交就是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中国外交遗产。挖掘它,继承它,可以为我们解释当今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提供借鉴,可以抽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主导的头脑中所出现的一缕遗憾和一丝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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