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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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石鸣“叮铃铃铃……”年11月4日下午16点半，医院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秘书长张明的电话突然响起，是他的老同事、已退休的护士长蔡国玮打来的。“医院上报的第一例（器官捐献）。”死者是高血压导致的突发性脑溢血。两个多小时以前，蔡国玮获得了消息，医院。她花了四个半小时，反复与死者家属解释和沟通，19点时，家属终于同意捐献死者器官。医院的同事冒着大雨赶到现场时，已经是当晚22点半。2天后，这位死者捐献的肝脏和肾脏，挽救了3个人的生命。蔡国玮蔡国玮今年57岁，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上海目前像她这样的协调员有多名，百分之八十分布在11家医院，其余的在上海红十字会。他们隶属的OPO，全称是“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rganProcurementOrganization），类似于疾控中心，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一个组织，是连接器官捐赠者和器官移植者的纽带。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时，需要涉及到方方面面。仅以这一案例为例，医院调动的部门包括医务处、麻醉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普外科等等，协调员只是其中小小的一个环节。然而，正是协调员促成了器官的捐献。他们的工作是所有工作的前提。毕竟，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也就没有新生。协调员的诞生可能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我国器官移植的现状，才能理解协调员这个职业有多么重要。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到年10月，中国人体器官年捐献量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预计到年，中国将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然而，经过人口的稀释之后，中国每百万人捐献率仅为2.98，全世界排名第51，落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美国的这一数据是28.2，全世界排名第一的西班牙，百万人捐献率是43.4。日本的器官捐献志愿表年，中国有余例器官捐献，捐出的器官完成了一万五千例手术，然而，仍然在等待手术的患者有30万人。这个供需缺口是1：20。年热播的医疗纪录片《人间世》，第三集一开头就讲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肾衰竭的病人，一边做腹膜透析，一边等肾源，已经等了十年。医院OPO协调员陈小松，是肝脏外科ICU的医生。对于肝硬化的病人来说，时间更为紧迫，一般只能等待几个月，如果是肝衰竭，只能等待几天。危重病人最后基本都进了ICU，陈小松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因为等不到器官，只能无奈离世。“今年，我们的肝移植已经做了例了，是全世界最大的肝移植中心。但是肝移植要发展，没有脏器的来源是不可能的。”年，他主动申请，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陈小松在肝移植门诊器官紧缺的状况，也与我国的器官获取政策有关。年以前，我国移植所使用的器官基本都来自于死囚，这甚至形成了某种非法产业利益链，也导致后来人们对捐献器官存在许多偏见和误解。年1月1日开始，中国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其中，除了极少数的三代以内直系血亲的捐献之外，绝大部分捐献都要依靠逝世公民。当时有人说，器官移植的冬天要来了。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人愿意捐献。当年，一部电视剧《永不瞑目》，给人们普及了角膜捐献的概念。然而对于什么是器官捐献，国人还存在大片的认知空白。协调员这一职业应运而生。他们的任务，是要普及器官捐献的概念，争取更多的人同意器官捐献，把器官移植的冬天变成春天。年，捐献人数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比前一年的例将近翻了一番，增长到例。年，增长到例，年，达到了将近例。这个数字增长的背后，是在全国各地奔波的约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的手机24小时随时待命，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为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抓住挽救生命的最后一线希望。陈小松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书奔走在生死之间器官捐献界流传的一句话是：没有死亡，就没有捐献。美剧《周一清晨》里，把协调员比作“徘徊在死者身边的秃鹫”。很多人不待见他们，因为他们站得离死神太近，带来的尽是死亡的消息。陈小松说：“协调员就是在家属最不想让你出现的时候，必须要出现在家属面前，把亲人已经死亡的噩耗告诉给家属，而且还要向家属提出器官捐献的建议，这是一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角色。”而且器官捐献相当残酷的一点是，协调员介入的死亡案例，基本上都是突发性死亡，对于死者家庭来说，都是飞来横祸的意外打击。因为捐献的目的是为了成功移植，对器官的质量要求很高，“我们都是顶着（标准）上限来的，”邢磊说，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样一来，高龄、严重感染、或者癌症患者的器官，基本都不能使用，即便有意愿，也不能参与捐献。最理想的器官捐献者，恰恰是那些遭遇意外死亡的健康的年轻人。导致他们死亡的，“第一类是外伤，比如车祸、坠楼等等，第二类是脑出血，包括高血压导致的颅内血管的破裂和动脉瘤，也叫动脉畸形。”对于这些死者的家属来说，首先，接受亲人死亡的现实，在情感上就相当困难，基本上都是没有心理准备的状态。另一方面，协调员介入器官捐献的时候，病人往往处于脑死亡的状态，失去了自主呼吸和基本的生理反射，而心跳还在外力的作用下继续维持。一般人心理上都会觉得，心跳停止、呼吸消失，人才是真的死了。心跳不停，人就没有死。普通人很难接受“脑死亡即等于死亡”的概念。但是，唯有在这个阶段介入，才有可能取出可用于移植的器官。否则，全身的血液循环一停止，主要器官30分钟内会因为缺血而功能受损，就会导致移植失败。陈小松记得，最早的时候，连医护人员也不太理解脑死亡的概念，“我们第一次在手术室取脏器的时候，所有的护士都跑出去了，不愿意做手术，当时我就赶紧给他们解释了半天，我说脑死亡就是已经死了。”“还有的家属会问，他疼不疼啊，我要跟他们讲，脑死亡就是死亡，他没有任何疼痛的反应。”蔡国玮用另一种通俗的方式给家属解释。“我说他的心跳其实是靠呼吸机来维持的，只要呼吸机一拿，心跳就没有了，那么这就叫脑死亡，他没有自主呼吸了，再怎么救，也救不过来了。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我说他的瞳孔已经很大了，只有临死的人才会这样。那么家属就比较容易理解脑死亡就是死亡。”“协调员在家属接受病人已经死亡之后，才可以提出器官捐献的请求。如果家属拒不接受脑死亡就是死亡，那么就绝对不能跟家属提这个器官捐献的请求。”陈小松说。协调员们都不止一次地遇到这样一种情况，一开始家属想不通，不同意捐献，等到家属想通了，同意了，结果由于时间原因，器官已经失去移植的价值了。看到家属们难过，蔡国玮也难过。她退休前医院乳腺外科和中西结合科的护士长，碰到的病人死因基本都是慢性疾病或者肿瘤，很少接触突发的、24小时内的死亡。“（突然死亡）给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的。家属会说，昨天还和他一起吃饭呢，今天就……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难点，一般我们介入的时候，都是很急、很急的。”“其实协调员这个工作，内心要很强大。因为面对死亡，你也非常难受，但你还要继续去想办法和家属沟通。就算最后捐献成功了，心里也并没有多开心，因为一个生命已经去世了。”“如果沟通失败，就更不用说了，连去拯救其他病人的生命的机会都没有了。”蔡国玮说。“我们各种各样的绰号都有，死神、秃鹫、豺狼，什么都有。也有一些褒义的，比如说，我们也是天使对不对？站在不同的角度，都会有一个说法。其实我们只是大自然中一个小小的环节。”邢磊说。把死亡变成新生邢磊做协调员的工作两年有余。谈过多少案例他已经记不清楚了，“平均三五天、五六天可能就要去谈一次”。迄今为止，成功的有15例，十个里能成功一两个。据估计，中国未来几年还需要1万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与国外不同，在中国，决定是否能够进行器官捐献的，不取决于死者本人的意愿，取决于死者家属。年，武汉一个年轻的协调员徐哲，为了完成一起器官捐献，说服了死者的位家属。“死者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出生在一个大家族，从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一刻不歇（地做工作），直到每一个家属都同意捐献。”邢磊邢磊曾经遇到过一个案例，一个45岁的安徽人，因为行车事故，头磕到路边台阶导致脑出血，医院后迅速呼吸衰竭，两天之后，医院诊断脑死亡。医院时，发现死者有20多位家属，都已从安徽赶到上海。对器官捐献，他和家属反复解释了三遍，第三遍时，有十位家属在场，听完后，家属表示，必须征求家里四位老人的意见。“当场就拿出了四个手机，分别给四位老人打电话。那边足足沉默了两分钟，然后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真的没救了吗？真的没救了吗？这句话重复了起码有五遍。”电话这边，医院里一片安静，电话那边，因为开了免提，能听见隐隐约约的哭声。又过了两三分钟，死者的父亲决定了，答复是，如果能做好事，那我是同意的。“其实相当于把整个家里面几十人的压力都挑下了。”最后，这位死者捐献了一肝两肾，救了三个人。“其实应该说，他是挽救了三个家庭，救了起码是十个人，让十个人的生活走上了正轨。”陈小松在肾移植门诊陈小松经手过的一个捐献案例，主角是一个24岁的年轻姑娘。年9月6日晚，这位姑娘在下班回家途中遭歹徒抢劫，被掐晕后弃于人迹稀少的通道，由于没有监控，被发现时，已经是将近36小时之后，尽管人还有微弱的呼吸，但医院抢救后，很快就被确诊为脑死亡。陈小松和姑娘父亲的第一次沟通，其实是失败的。对方表示，要尽全力抢救到最后一刻，暂不考虑器官捐献。“因为他坚决不相信他的女儿已经离他而去了。”3天以后，姑娘的父亲给陈小松打电话。“他说陈医生你来吧，我们家里人想通了，我们愿意做这件事情。”“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她爸爸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让她的生命能延续下去，这就是对她年轻生命最大的尊重。”这位父亲让陈小松受到很大触动。“他是一个朴实的农村人，可能也不像我们受过高等教育，但他对生命的认识的高度，我觉得是在我之上的。”医院走廊蔡国玮每次去见死者家属时，都要穿上白大褂，这样显得比较专业。“要做通家属的工作，最短一个小时也肯定要有的。最多的时候要等一天。有的时候，在场的家属基本同意，但是还要等待另外一个家属到场。那我就只能先回去，明天一早再过来。”“家属哪怕是同意了，我还会一直陪伴他们，有时候到半夜三四点。”有一次，她碰到一个家属，要求在捐献器官后为死者点香烧纸，表达纪念。那个时候已经凌晨四点多了，为了满足他的愿望，医院规定，蔡国玮带着他找了一个角落，烧了一点纸。“我就一直陪着他把纸烧完，然后一起走。”《人间世》里，有这样一个故事：24岁的脑血瘤患者焦俞因病情突然恶化，从成都送入上海市医院抢救，结果还是不幸去世。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沟通之下，焦俞父母同意捐献儿子“所有可以用的器官“。最后，年轻的焦俞捐出了肝脏、肾脏、肺脏和角膜，救了六个人的生命，让两个人重见光明。片中，父母含泪向儿子的遗体告别。焦俞的父亲是在青藏高原当了20多年兵的军人，这位硬汉哽咽着对儿子说：“本来这次来上海是来给你做手术，但是你自己的手术没有做成，反过来把你有用的器官都要捐献给我们的病友。这也是爸爸妈妈做出的选择，就没有征求儿子你的意见了。请你原谅爸爸妈妈。你没有为我们养老送终，反过来是爸爸妈妈送你了。”协调员默默陪伴着焦俞父母，好言劝慰道：“你就想他现在变成一颗种子，又到新的生命当中发芽了。”你愿意吗？年年初，45岁的陈小松做了一个决定，他去器官捐献的官方网站登记了个人姓名、身份证号，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的志愿者。此时，距离年8月他正式开始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过去了三年半。“我也是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慢慢地更加理解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在我达到捐献状态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捐出我身上能用的任何一个脏器。”他说。邢磊查看接受完移植手术的病人据统计，平均一个潜在的捐献者可以挽救3.5个患者的生命。截至年12月24日，中国大陆的器官捐献者志愿登记人数超过37万人，而这一数字，在年底时，还不到8万人。扭转这一局面的，是年12月22日开始，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支付宝合作，在支付宝上开通了器官捐献登记的功能。符合要求的用户可一键登记，登记过程不超过10秒，也可以随时取消。“知乎”上有好几个关于“愿不愿意捐献器官”、“器官捐献值不值”的话题讨论，几百条回答里，大家排着队，晒自己登记为器官捐献志愿者的认证页面。其中，大部分都是80后、90后，还有人把这样一次登记，作为送给自己的成人礼。邢磊在办公室邢磊自己是80后，他觉得，短短几年内，器官捐献的知晓率确实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是接受率还是很低，局面要真正得到扭转，“我们这一代是看不到了。”“因为我们这代人上面都有老人，老人的接受率还是很低很低。等过个20、30年，到我们下一代成长成可以有决定权的那代人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这是一件好事情，捐献率才能提升上来。”谈到未来，他还是充满希望。图片摄影：金子彦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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