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理性主义解读中国财富网

由于实力差距悬殊所导致的多样化行为模式在本研究中较为关键，我们需要将现有学术文献中针对“小国将在何种条件下在非对称军事争端中挑战大国”这一核心问题所作的解读一一进行梳理。60年代，谢林在他关于谈判与战争的著作中试图对战争的非理性起源进行解读。谢林认为，所谓“非理性行为”有时恰恰是极富理性的选择，因为非理性的表象正是弱小一方用于凸显其不吝风险也要达成目的的工具，从而反映了博弈论中懦夫博弈的内在逻辑。正如卡什曼所言：“在懦夫博弈中取胜的关键在于成功地欺骗对手，令其坚信自己将毫不畏缩、不计任何代价地采取自杀性策略。所谓懦夫博弈，指的是冲突双方在相撞路线上相向而行，只有一方或双方退让才能避免两败俱伤的局面。如果其中一方在冲撞之前便将‘方向盘’锁死，则另一方选择退让的可能性便会增加。”谢林认为，小国很有可能采用该种策略，以积极挑衅的行为迫使大国退让。然而，在具体的博弈过程中，有效地进行虚张声势并非易事。因此，杰弗里·布莱内在著作中强调了误判的状况——最佳范例便是欧洲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表现。当时，欧洲各国坚信自身的政治手腕（或欺瞒对手的能力）更为高明，从而在未经协商的条件下无意间构成了一种共有信念，对促进妥协形成了障碍。在这一前提下，布莱内认为若小国抱有开战（或通过自杀性策略虚张声势）能够为其带来更大收益的信念，则将会加大开战的可能性。

然而谢林的观点是不无瑕疵的。若套用懦夫博弈的“撞车”比喻，小国在博弈中的挑衅行为无异于驾驶着双座小轿车对撞迎面而来的超重型卡车。谢林理论的前提为只要小国表现出坚定实施自杀性策略的意图，则大国便理应退让以规避损失。但在现实操作中，大国往往同样需要表现出坚定的意志。而虚张声势的可信度只会随着大国较高的国力而进一步增加——毕竟强者在冲突中遭受的损失往往相对较低。因此，除非小国能够确认大国虚张声势的意图，坚持“冲撞路线”无疑是不甚明智的，而前者又不可能十分确凿地掌握大国意图。此外，在力量悬殊的非对称冲突中，布莱内对于误判的侧重同样未必适用。小国无论从资源还是士气上都难以与大国比肩，这一客观事实应对双方而言都是非常明确的。如此一来，弱小一方行为的合理性便有所缺失。本书中，笔者将把由于异常信念而导致误判的可能列为冲突条件之一。

费伦与鲍威尔的理性主义模型同样无法确切地应用于非对称冲突。为了解释理性的决策者为何选择冲突，费伦提出了三个原因。首先，力量对比的信息是由决策者个人拥有的，而决策者在谈判阶段中常会对本方资源与斗争意志进行误导性描述以迫使对方让步。力量对比在鲍威尔的理论中也有一席之地。鲍威尔认为，力量与利益的不均衡分配将会引发冲突。当国际系统中的强者与既得利益者集团之间出现较大分歧时，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其次，即使互利互惠的谈判结果能够达成，冲突各方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背弃协议的倾向。换言之，谈判双方都有可能怀疑对方“暗度陈仓”，在己方做出妥协的同时趁机发动攻击。再次，某些问题是和平谈判无法解决的，如国家主权便是无法让步或切分的。笔者将在后文甄选冲突条件时对于上述理论前提的背景作进一步分析，如“误导性描述”能够导致异常信念的现象。费伦与鲍威尔的解读遭到了艾伦与福特汉姆的批评。后者指出，由于非对称冲突中的力量差距如此之大，胜负的不确定性极低。这一客观现实至少会对双方行为的可信度与承诺度造成影响，因此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费伊与拉姆齐以及斯兰契夫与塔拉尔的类似研究则侧重于阐释共有乐观情绪成为战争起因的逻辑连贯性。费伊与拉姆齐认为，如果冲突双方均对战争前景感到乐观，则至少有一方低估了对手实力，令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上升。上述情况在对称与非对称冲突中都有可能出现，问题在于，乐观情绪的存在与否并不一定显而易见。针对这一质疑，巴斯与S．沙布进行了实证主义检验，意图证明领导人个人拥有的隐秘同盟信息确实能够建立信心并增强斗争意志。巴斯与沙布以年夏天海湾战争前夜的科威特与伊拉克为例，指出科威特对于获取美国、英国与埃及等强大盟友的支持感到十分自信，因而并未屈从于伊拉克的索求。而另一方面，伊拉克则收到了美国暧昧不明的外交信号。斯兰契夫与塔拉尔提出了在共有乐观情绪下规避冲突的另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即使冲突中的一方已经意识到低估了对手，却仍有可能决定单方面挑起冲突以图先发制人，令事态升级成为必然。当然，由于小国在非对称冲突中普遍缺乏乐观情绪并确信难以避免落败，其面对的决策困境相比一般国家而言更为严峻。如此一来，我们便不能武断地假定同一套逻辑能够套用于非对称冲突。尽管如此，由于外国支援改变力量平衡的潜力，巴斯与沙布的解读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审视。

按照理性选择传统，布恩诺·德·梅斯奎塔等人则强调了国内政治中的“选主”，或握有领导人选择权的社会团体所扮演的角色。经过选举或其他形式的领导人变动，“选主”中的一部分人将是获胜联盟的成员。梅斯奎塔认为，如果获胜联盟的人数较少并漠视该国其他民众的利益，则领导人更有可能采取风险较高但能为获胜联盟带来收益的政策。此外，由少数人构成的获胜联盟趋于偏好以冲突攫取直接收益而非土地等可能遭到重新分配的经济资源。相比之下，由多数人构成的获胜联盟则难以将冲突转化为直接经济利益。因此，由少数型获胜联盟执政的小国更可能抱有冲突不会对自身造成损失的信念。照此逻辑，笔者加入“政权稳定度”这一冲突条件，将其在一定程度上视为对获胜联盟团结性的反映（参见本章结尾对于“冲突条件”的总结）。这一分析角度常被现有理论提及，例如缪勒认为具有民主特性的社会在战争中更为脆弱——随着越南战争的深入，美国大众对于伤亡数字越加敏感。不过利文斯顿与伊卡斯则批评了“伤亡数字效应”论，指出“媒体不过是善于操控新闻，从而达到政策目的的政客手中的工具”。舒尔茨也指出，由于存在反对党这一标志着政权可信度的重要信息源，民主政权传达出的意图往往更为可信。如此看来，“伤亡数字效应”究竟是政策的因还是果并无定论。尽管如此，本书仍将缪勒对于政治生态的论断应用于第四章对伊拉克政府异常信念的阐述之中。总体而言，尽管理性主义文献为弱者挑战强者的原因提供了一些洞见，但包括力量对比不确定性等诸多相关前提均未必站得住脚，需要进一步检验。

（本文节选自《弱者的战争：后冷战时代常规非对称冲突的特征与起源》）

《弱者的战争：后冷战时代常规非对称冲突的特征与起源》

[加]马林科·波维奇著

ISBN：-7---4

新华出版社年5月

定价：58．00元

原文转自：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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