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番茄98新鲜豆瓣93,它太好看了
越南战争在战争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这不仅指从到年间的投入，亿美元的花费，近六万美国年轻人的战死和二战后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无果而终。
它还伴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针对这场战争美国国民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发生了剧烈冲突，有人形容这是自南北战争后美国最为分裂的时期。
这场战争美国以正义的名义涉入，最终却以不名誉的方式撤退，士兵孤身回到国内，越南成了一个禁词。
但无论是出国参战的，还是美国国内反战的，抑或那些只在新闻瞥上一眼的人而言，它都是一场十年的痛苦挣扎。
美国本土反越战的人潮
越南使得一切固有的价值被重新审视，比如荣誉和勇气以及爱国者的真正含义。对所有国家，这一审视都值得重视。
这也是第一场被现场直播的现代战争，留下了数量繁多的影像记录，获得了数个普利策奖，但仍留下很多疑团和误读。
肯·伯恩斯（KenBurns）执导的纪录片《越南战争》试图用18个小时的亲历者视角来还原那场战争。
他想讲述的是那些牵扯到越南战争里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从而还原一些追问，它们事关战争是什么，它是否值得以及谁来为之负责。
越南战争
TheVietnamWar
90min×10（共10集）
导演:肯·伯恩斯/琳恩·诺维克
编剧:杰弗里·沃德
⊙
豆瓣：9.3/10
IMDb：9.2/10
烂番茄：98%新鲜度
轮到我了
年6月中旬，18岁的莫吉克罗克前往越南战场前夜被批准回家两周。
在与妹妹卡洛深夜谈心时，他突然把头埋在手中，「我不想回战场了」。
卡洛目瞪口呆，「那不是你想做的事情么？」
为了去越南战场，他费劲心思，包括在17岁的秋天离家出走，以获得父母的准许。
那年夏天他就开始焦躁不安，当时美国卷入越南已进入第四年。
莫吉生于年，高度近视，喜欢美国历史和美国英雄的书籍。
12岁时他开始写日记，记录下了冷战的各种事件，「讨厌赤潮」。
他最钦佩那些愿意为事业而牺牲自我的人，约翰肯尼迪总统号召每个美国人「问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这句话他真的听进了心里。
士兵莫吉克罗克
他的双亲最终同意了他的要求。在首批陆战队登陆岘港一周后，莫吉克罗克参加了美国陆军。
投身伟大的事业，像二战中的父辈那样成为国家的英雄，莫吉对参战的向往并非孤例。他是那个年代长大的美国孩子的一个缩影。
在伟大的传统和国家使命感召下，一批少年人急于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越南成了那个绝佳的试炼场。
约翰马斯格雷夫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出生的年正值美国战后第一波婴儿潮，他的父亲是二战活下来的飞行员，他的叔伯都是二战老兵或韩战老兵。他的所有男老师也都是老兵，就连牧师也是军队牧师。这些人是约翰心中的英雄，他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抱着同样心情的还有记者们。
尼尔施汉先后在韩国和日本当了三年兵，越南是他的首次全职海外报道任务。
年的一个潮湿夜晚，25岁的他到达西贡。他记得当时上战场时唯一担心的事，是怕去得太晚会错过大新闻。
「我是冷战时代的小孩，我当时真的相信说如果我们丢掉了南越，东南亚的剩余部分就会倒向共产主义。」
他跟着直升机看到越南士兵们被载往战场，飞机起飞，掠过稻田，飞到树林边，然后士兵们跳出飞机。
「你真心觉得我们在这里战斗，然后某天我们会胜利，而这个国家也会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变得更美好。」
年轻人抱着一颗热忱或单纯的心接近了战争机器，很快他们会发现，自己走进了美国历史上最深的泥潭之一。
我是个无神论者，直到枪声再次响起
海军陆战队是第一批被派到越南作战的。
最初，他们雄心壮志，但很快会产生不适，遭遇到冲击，困惑会袭来，之后是幻灭和无尽的忍耐。
罗杰哈里斯本以为自己是要去解救越南国民，但真的到了越南后才发现并非如此，「许多越南人朝我们的卡车吐口水，他们叫我们滚回美国，然后我们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呢，这些人都不想我们来这里。」
战争逐渐向他们露出獠牙，从上战场前的训练开始。
为了通过训练，麦特哈里森和同伴们必须挺过好几天的不眠不睡。
没有食物和水，被迫爬上山坡以至双脚流血，要在有铜斑蛇和棉口蛇的沼泽中巡逻，要学会如何识别陷阱，还要跟扮演成越共的老兵斗智斗勇。
到达部队的第一天，有人给哈里森看了样东西，他以为是一堆挂着杏子的皮带，后来才知道那是干燥脱水后的人耳朵。
「我在理论上知道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但你只有参与其中后，你才能真正地理解它。」
陆战队把人训练成一名战士，教人学会杀人。
「他们说陆战队员可不能随便死，你至少得杀死3个越南人。我那时想，如果要求是杀3个的话，那我就杀10个，多么疯狂。」罗杰哈里斯说。
理解战争包括学会对一些事情闭嘴。
来到会安3天后，一群平民羁押犯被带进了列兵比尔埃尔哈特所在的营地里。上面的陆战队员把平民羁押犯推下了车，这些人手脚都被绑住，可以听到骨头折断和肩膀脱臼的声音。
比尔找到上司问询缘由，对方用他所听过的最为平淡和空洞的声音说：「你最好闭紧嘴，张大眼。那些人每天出去在沙地和平地上都会遇到地雷，知道地雷在哪里。如果你善待他们，他们就会把你的头塞进你屁眼里。」
许多时候自认扮演了救赎者角色的美国大兵们要奉命烧掉村民们的茅草屋。士兵们不太乐意去点燃村民的屋顶，一旦点火失败，他们不想再点第二次。
有的士兵想，美国参战的本意真的不是要摧毁平民们的家园，但客观上却经常造成这样的结果。「这场战争到底是在干什么？」
理解战争还包括要接受亲眼见证朋友的死亡，把他们的尸体装进尸体袋里。
到最后，这些年轻人只能在麻木和忍耐中数着时间度日。
约翰马斯格雷夫带着一张钱包日历到了战场。
他很虔诚，每过一天划掉一笔。到了10月昆天战场时，他停了下来，「没有意义了，我回不去了」。这场战争堪称绞肉机。
陆战队员蒂姆奥布莱恩一直以为勇气是冲进敌人堡垒，或屹立于炮火中，但后来他发现光是行走就费尽了所有的力气。一天天地走，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穿过稻田，爬上山林。
由于在越南的战斗没有稳定的攻防阵地，他们经常面临的境地是攻克了一个村子，越共撤退，美军离开，越共重新回来。
在已经战斗过的地方多次缠斗，每一次都有人员伤亡，这让许多士兵感到绝望。
每天早上起来，蒂姆望着大地，心里想，「过几分钟我就会走到那里了，我的尸体会不会就倒在那里呢，光是走起来就觉得非常勇敢了。我有时走路会看着自己的双脚，想着我怎么会在这里做这个呢。」
在写给一名高中老同学的信中，莫吉克罗克袒露了心迹——
「我被两挺中国的轻机枪以每分钟发的射速压制得动弹不了，身边的最好朋友也被杀死了。我幻想着他们会让我离开前线，这不过是一厢情愿。我有段时间非常虔诚，进行了各式各样的祷告，主要都是希望能活下去。但我又是个无神论者，直到枪声再次响起。」
我们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来自美国的年轻人们在越南战场的遭遇很大程度与发号施令的人对越南的理解有关。
当时在美国国防部任职的莱斯利吉尔伯评价说，美国人都对越南一无所知，越南对美国来说是反共前沿，是战略棋盘，独独不是有文化有历史的地方，不是一个即使强大如美国也不可能用时间来改变的地方。
错误首先来自对「朋友」的定义。美国干涉越南的目的是避免越南被共产主义吞噬，但把对抗越共和北越的南越政权视作正义的一方可能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
记者尼尔谢汉记得南越在首任总统吴廷琰执政期间街头的氛围。
有时候在咖啡馆里听到总统在做演讲，有人会站起来关掉广播，普通南越民众对这位总统并没有好感。
某种程度上，吴廷琰甚至是民主的对立面。
南越在跟北越斗争，在美国人看来是个很好的机会，来让社会开放有新闻表达自由。但其实南北越双方的体制在结构上类似，南越的家族独裁非常严重。
吴廷琰的弟弟吴廷瑈运作着一个私人政党，手下有一批内部安全单位，负责监视并抓捕政权的敌人。有些记者深度报道了两兄弟所作所为就被驱逐出国了。
吴廷琰的哥哥、南越的天主教主教吴庭俶则疯狂地镇压佛教徒，而越南境内70%的人口是佛教徒。
年，吴庭俶当上主教25周年，恰好也是佛陀的岁生日。当佛教徒挂起他们的旗帜以庆祝佛陀诞辰时，警察把旗帜撕了下来。
佛教的和尚及尼姑与上千名同情者们开始抗议政府限制他们的信仰自由。
这一幕，成为了越战最经典的瞬间之一
抗议者们涌上了街头。镇压示威的安全部队开了枪，死亡的示威者中最小的12岁，最大的20岁。很多佛教徒都认为吴廷琰的政权是对宗教信仰的直接威胁。
年6月10日，为了抗议吴廷琰政权的压迫，73岁的广德和尚自焚。
庞大而静穆的人群看着他焚烧至死，另一名和尚不停地用英语和越南语重复着，「一名佛教和尚殉道了，一名佛教和尚殉道了」。
记者尼尔谢汉记得之后的场景。
僧侣们捧着那名自焚和尚的骨灰安葬到一座主要的佛塔里。他看到了一名普通的越南妇女，摘下了她的结婚金戒，并放进瓶子里以帮助这场斗争。
尼尔谢汉当时想，「这个政权完蛋了，它走到头了」。
吴廷琰政权垮台后，继任的将军们也并不值得期待。除了频繁的权力更迭，掌权者们对自己国家和国民很难谈得上理解与郑重。
曾任总理的阮高祺被美国外交官评价为「一枚失控的导弹」，他以其华丽的制服、俗艳的私人生活和出格的公开言论而出名。有一次阮跟记者说越南真正需要的是「5个希特勒」。
当时在南越担任公职的陈玉全评价阮高祺，「他像是个自己国家的陌生人」。这个评价也许适用于美国支持的历任南越执政者。
美国源源不断向南越输送武器和指挥官，但在作战中美国的顾问们很难左右南越将领们的实际决策，很多时候这些人不听指挥，再三犯错。
美国人并不了解自己在越南战场上的对手。很多时候，他们难以分辨敌人是谁。
「美国人来到越南打仗，他们觉得城市里的每个人都是友好的人士，但他们觉得所有的村民都是越共，因为越共没有制服。这样他们怎么能赢呢，他们杀掉了一个真敌人，敌人可能就再找个替补，但杀错了一个人，就会多出10个敌人，而多数时候他们都杀错了人。」有人这么说。
另一方面他们也低估了对手的决心和战斗力。
一位美军指挥官说，愿倾尽所有来换取名越共听他指挥，「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士兵」。
这个评价跟越共那边对战争的执着有关，以德浪河谷的争夺为例，美方实现了击杀率十比一的战绩，美军死一人，越共那边要死十个人。但越共和北越看起来完全准备好付出这样的代价，甚至还愿意付出更多代价来从中学习进步。
巨大的伤亡并没有让对手放弃，仇恨反而使他们更加团结，更多的人加入越共或北越军队来对抗美国。
一名叫童士元的北越士兵家中多个孩子都死于战争。他的弟弟是家中的第7个小孩，被美国人扫荡时杀死了，另一名兄弟则是在睡觉时被伏击了，胸口正中一枪。
他的表兄弟被叛徒出卖，敌人拧断他的脖子。美国人朝他们家的房子开枪时把妹妹杀死了。噩耗一次次袭来，「母亲一次次哭泣，但还是鼓励我最小的弟弟加入越共。」
越南战争被称为第一场直升机之战，美军频繁使用直升机来压制对手。越共从第一次打下直升机之后，就越来越敢于从地面发动对空中的进攻。他们还把战争从美国期望采取的空中打击到近身接触战。
「要抓住他们的腰带扣，这就意味着你要离得很近，他们就不能对你用火炮和空袭，免得杀伤到自己人.离得这么近就只靠人跟人了，于是一切就都平等了」，北越军队的军官鲁克三这么描述越共的策略。
北越方面意志力惊人，而美国人或南越对他们的宣传太过单一，这影响了美国对对手行为的判断。
南越官员家庭出身的杨文梅是在跟一位北越高级高原的交谈后才明白了这些人并非牛鬼蛇神，而是为了信仰不惜以身赴死的战士。
她受雇于兰德集团，这家智库受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委托，对敌军俘虏进行研究以期找出「谁是越共以及他们的动因是什么」。
「这个人倾其一生去争取他所认为的正义事业，把国家从外国控制下解放出来，希望国家统一在公正的政府之下。所以他真的是深信不疑并为了这事业而奉献一生。我离开后仍深受震撼。」几十年后杨文梅讲述了当时的冲击。
后来兰德公司在呈交在五角大楼的报告中说，越共是一群专心致志的敌人，「只有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打败他们」。
一名高级官员说，「如果此言属实，那我们就站错队了，我们将会输掉这场战。」
「我们站到了错误的一边」，这样的念头逐渐从亲历者到高级官员传递到了普通的美国人那里。
越战中另一张经典图片，这张图片甚至直接推动了战争的结束
美国反战活动家比尔齐默曼第一次注意到越南就是因为那名自焚的和尚。更多的具有震撼性的照片传回了美国国内。例如这张阮文鸾当众处死越共游击队领袖的照片。
「摄影师离得很近，在军官开枪的时候按下快门，你就能看到被射的那个人头部一边凸出。那是子弹打出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目睹那个人死在那里。」
阮文鸾当众处死越共游击队领袖的照片，还有人拍了影像，极其震撼
美国人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许多人开始反思，美国在越南战场上支持的是不是错误的一方。
「那张照片是转折点，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这把美国人至于了一个这样的位置」，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用金钱和年轻人的性命用来支持的是怎样的政府。
打领带的聪明人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
经手越南战争的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期望尽快稳定越南局势，尽快抽身，但出于对选举和国内舆论的考虑，他们总在秘密增加军事投入，以期尽快迎来所谓的战争转折点。
事实上这个所谓的转折点从未到来。
43岁的约翰肯尼迪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第一个派驻军事力量前往越南。
关于越南，他在就职典礼的发言中就昭示了一切：「对于那些我们欢迎其加入自由一方的新国家。我们提出保证，一种殖民统治消失后绝不会代之以另一种更为残酷的暴政。我们不能总期望他们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我们会总希望他们坚决维护他们的自身自由。」
肯尼迪的所有顾问都在二战中当过兵，他们每个人都坚信一条核心教训——野心勃勃的独裁者需要被及时阻止，以免他们严重威胁到世界的和平。
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发誓要让美国的军队「划算有效益」，他要求量化一切包括如何确定每一次行动的结果，比如用某种图表来确定是否打赢了。统计维度包括缴回的武器数量、击毙的越共数量等。
以数据为导向的获胜衡量指标带来的问题不可小觑。这种衡量指标最终会越来越退回到一种可怕的标准——计算尸体，只看死亡人数。
「如果你无法计算出哪些指标重要，那就让你所能算出的指标变重要。所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你所能计算的就是敌人的尸体数量。从死亡人数里是看不出细节的，你看到的只有数字，而大多的数字都是有水分。」随军记者乔伊盖洛威说。
类似的，军事助理罗伯特加德认为，「如果以死亡人数作为成功标准，那你就是在逼迫那些原本重荣誉有勇气的人们变成一群骗子。如果以死亡人数作为获胜标准，那么每一具尸体都会被视为敌人尸体。死亡人数往往都会虚高，或许还会更多地使用无差别的火力。本来无需那么巨大的火力，但为了追求数字上的结果，你就会努力地增加尸体数量。」
美军在越南战场上遭遇的道德困境很难说不是这种量化指标下的产物。
年11月初，西贡发生了政变，吴廷琰兄弟被枪杀，南越迎来了平庸将军们的频繁更替，这事实上加深了美国在战争泥潭中的介入程度。
肯尼迪总统震惊于吴廷琰兄弟被杀。三天后，他口述记录了自己对政变的懊悔和对未来的忧虑：
「上周末西贡发生了政变。这终结了3个月以来的对话，既分裂了我们政府，也撕裂了西贡政府。我觉得我们必须为此负很大一部分责任。我们在8月份的电报里暗示了可以发动政变，我不该未经圆桌会议讨论就批准了这份电报。我震惊于吴廷琰兄弟的死亡，他被杀死的方式尤为令人憎恶。现在的问题是将军们能否团结一致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以及西贡的舆论是否会在不远的将来也认为新政府是压迫和不民主的。」
肯尼迪没能活到看见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在18天后于达拉斯遇刺身亡，在越南的人的命运落在了林登约翰逊身上。
林登约翰逊在国内事务上雄心万丈，但在外交上没那么自信。为了跟外国人打交道，他留下了肯尼迪的所有顶级顾问们。
总统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如果有更多的美国顾问死去，总统将成众矢之的。他抱怨过，「我不能跑掉，我不能躲藏，我也不能让它停下」。
年3月，约翰逊终于走到了他一直都在设法避免的那一步，开始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到越南。
大规模的轰炸并没有动摇北越的意志。政权更迭频繁，腐败蔓延到了南越军队。越来越多的美国士兵死在越南，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频繁发生。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这位美国对越战略的总建构师也越来越不相信美国能取得最终胜利了。他不相信请求更多的兵力和轰炸对自己所负责的军事能起作用。
「想到这个世界第一强国，每周杀死或重伤名非战斗人员，还想把一个弱小落后的国家打到屈服。而且我们也不清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这场面实在不好看。」
他促请总统限制兵力，不要增兵，并宣布无条件结束对北纬20°线以北的一切轰炸。
「越南的战争正在走向必须停止的势头」，麦克纳马拉写道，「大幅增加美军部队的派驻和对北方的轰炸是没有必要的，也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敌人可以承受或是反扑这些攻势，让我们进一步陷入困境并面临升级战争的更大威胁。」
「对越南最合适的说法，是不确定原因的流血，流血是确定的，但战争的正当性受到了怀疑。打领带的聪明人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麦特哈里森总结。
疤痕
年6月3日，正好是莫吉克罗克的19岁生日。
他的连队要去搜索并歼灭从老挝渗透到中央高地的北越部队。随着夜幕降临，莫吉和他的小队奉命往山顶爬去远眺一下被围的南越国军前哨。莫吉是最前头的侦察兵。在一片漆黑中有挺机枪开火了，他再也没能爬上山顶。
「我妈还是我妈，我爸还是我爸，但再也回不到原本的样子了。」妹妹卡洛问母亲，「你怎么还能信上帝呢？」
近5.8万美国人的生命永远的停在了越南，能活着回到美国的人也被战争永远地刻下了烙印。
这种烙印有过古老的名字，古希腊时它被称为神圣的疯狂，内战中叫士兵之心，一战时叫炮弹震荡，二战叫战斗疲劳。
到了越南战争，它有了个新名字，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很多年后，陆战队员卡尔马兰提斯发现有些时刻他没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有一次，他开车和女儿在一起，后面传来一阵像尖锐的鸣叫，他头脑一片空白。
等到他反应过来时，已经站在别人的车头去踢对方的挡风玻璃，孩子被他吓坏了。
现在，有人按喇叭时他还需要深吸一口气，做很久的心理暗示，「没有人朝你射击，你很安全。」
约翰马斯格雷在战争中曾被派驻昆天的监听站，那里就只有3名陆战队员和1台无线电。有时候敌人靠得太近，他能听清对方的悄声耳语。
恐惧感让他永远记着了那种黑暗。「我现在仍用着夜灯。孩子们都长大后他们才第一次真正发现爸爸曾经打过仗。他们会问，为什么我们都长大不再用夜灯了，而爸爸还有一个夜灯呢？」
让许多老兵痛苦的是，国家试图忘记这场战争。
没有凯旋旅行，他们从越南战场回来时都是孤独的归来。
美国从越南彻底撤走那天，有人给约翰马斯格雷电话庆祝。他非常悲伤，「这并非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牺牲6万美国人，抛弃了数百万信任美国的南越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悲伤的时刻之一。」
整个社会对越南战争似乎总有些话没有讲。两对年轻夫妇认识12年后，直到偶然的机会，双方妻子才在交谈中发现两位丈夫都曾在越南当过陆战队员。所有人都没说到这件事，从来不提这件事。它成了一个禁忌。
战争已经结束，关于战争的争辩从未停止。
也有人试图为这场战争里的人留下一些东西。
年4月，在一些退伍老兵的推动下，美国打算为所有的老兵建一个纪念碑，包括名阵亡者的名单。65万美国人捐赠了多万美元，最终耶鲁大学的建筑学专业学生21岁的林樱获得了那2万美元奖金。
她的设计很有特点，两块细长三角形黑色花岗岩插进了一个斜坡。她说过自己的想法：
「我想描述一个旅程，一个让你体验死亡的旅程，在那里你只能是观察者，你永远无法与死者在一起。这不是一个让你看了说没关系，结束了的东西。因为越南战争就不是这样的。」
对越战的不同观点影响了人们对建筑的判断。有人因为否认战争的正当性而担心纪念碑有荣耀的意义，也有人担心质朴的设计无法表现美国人参战的正义。
评委中，作家汤姆伍尔夫认为不需要艺术教育也知道，建筑中的黑色疤痕，黑色是悲伤耻辱和堕落的通用色，它在一个洞里隐藏着，仿佛出于耻辱。
另一位评委简尼斯康奈利则认为它表达了超越战争影像的东西。v型黑色花岗岩在倾斜的坡地轻轻融合，它传达了对战争唯一人人同意的观点——死者应该记住。
老兵们一开始也有不少人排斥它的存在。
「我不喜欢越战墙，我觉得那是条丑陋的黑沟，它说唯一纪念的是死者，不是因为他们是英雄，而是受害者。我没去。直到有一年，他们要把花圈放在我室友的名字上。我不得不去。那以后我每年都去，去纪念我们失去的。我走到最左边用手指写出那个名字。」李维斯索利曾经认为越战墙是污名化参战者，但亲眼见到那堵墙后他改变了看法。
「当你走出车，走近墙，它的强度像抓住你，你上去，你看到名字，你触碰名字，很强烈。」老兵罗恩卡西形容自己第一次见到它的感受时，依然抑制不住眼泪。
莫吉的妹妹一直不想去那里，但在某个夏天的早晨她还是去了。「穿过林肯纪念堂，走进入口。一开始你看不见墙，你走下草坡，当我看到它时，我真的难以呼吸。我哭了，我得站高才能触碰到它。我找到了我哥哥的名字，现在他不是一个人，和其他人一起。他在那里让人们了解和思考，他没有被遗忘。它难以思议地治愈了我。」
约翰马斯格雷从倒影池走向它，看到了一排又一排名字。
「我喉咙在咕嘟，我一直忍着泪水，我没有哭，我呕吐。我跪着，没法呼吸。感谢上帝，它在那儿。这真的能拯救生命。」
即使在国家层面变成禁忌，对太多人而言，越南战争从未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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