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海上贸易为何能发展兴盛又对当时世界造

导语

中国有着悠久的海上贸易历史，据东汉思想家王充的《论衡》记载，当时我国与越南日本等国已有初步的交往。自古以来，漫长的海岸线，优良的港口，为我们的祖先进行海上活动，发展海上交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海上贸易在唐代发展至顶峰，这时期的海上贸易交流也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文化发展。

唐代海上贸易兴起：对外交流的繁荣与航海技术的发展

被人们称为“历代国威，以唐为最”的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极为强大富裕的时代，它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目超过了秦汉的极盛时期。唐代，处处充满一片祥和富裕的景象。在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唐采取了对外开放，包容外族的国际贸易政策，促进了中华文化与世界的交流。朝鲜、日本的留学生在长安学习的人数众多，阿倍仲嘛吕在华活动和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已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经典话题。日本遣唐使来华之盛，这些在世界历史范围内都是非常罕见的。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均有使节来长安朝贡交流学习。

（遣唐使出使大唐所乘船只）

我国古代造船工业的发展也是在此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早前时期出现的造船技术，如高效率船橹、平衡船尾舵、转向器以及多层级助力帆等，到了这个时期得到了唐代工匠的充分发展和进一步的完善，而且创造了很多更加先进的造船技术。到了唐代中期，无论从船舶的质量上还是数目上，都体现出我国造船事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发达程度。造船匠人们能根据船的特性和航行的不同需要，先制作出船的模板，然后画出整体结构图，之后进行制造。欧洲沿海各国在16世纪才出现简单的造船设计图图，落后于中国将近四百年。古代船舶很多是木质帆船，遇到迎风和逆水时行驶就很困难，车船，平船以及沙船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些困难，这些唐代式样的大船是原始形态的轮船。这说明中国的造船工业当时在世界上已经达到非常先进的水平。

（唐代用于远洋航海的船只）

唐代海上贸易繁荣的社会表现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首都长安以其广阔的胸襟和恢宏的气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之一。可以说，长安是主动对外来文化进行积极吸纳的，从而使长安在物质生活（如食物穿搭、婚丧习俗等）和文化生活（如音乐舞蹈绘画等）上弥漫着奇特的海外风情。海外的葡萄酒，点心等非常受欢迎。建筑风格也受印度佛教和阿拉伯，波斯风格的影响，唐玄宗的凉殿就带有一些拜占庭和西亚建筑的艺术风格。

（当时长安的贸易盛况）

唐代海上贸易为何能发展兴盛

唐代国力的强盛以及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中国在国外政治影响的扩大，也对这时期海外交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在一些国家中国人仍被称作为唐人，是唐代在世界上有很高声望的证明。唐代的开放首先源于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初步形成的“华夷一家”观念，不仅超越了前人，对后世的华夷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也就是说，既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又兼容并蓄、不拘一格地吸收外来文化。第三，唐代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册封制度和羁縻府州制度，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与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开放和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

中国周围的许多国家都同唐朝建立了政治经济上友好往来的关系。一方面，朝廷有拓展海外交往的雄心；另一方面，唐代经济的发展闻名海外，致使外国商家和使节纷纷赶往中国，对外交往空前繁荣。唐玄宗封南海神为广利王，这也说明了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同样为唐代的航海事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唐代山东半岛海上对外贸易的港口主要集中在登州，登州港不仅是连接唐朝与朝鲜半岛和日本重要的出海口，而且是通往渤海湾和广州福建沿海各地的停留港口，因此山东半岛成为北方日本，朝鲜等国中华文化的交流中心。

广州濒临珠江，水路往南海等地十分便利。航行出珠江口，往南途经中国南海，可达南洋各国，再经过印度洋，可远至印度半岛，波斯湾和红海等地区。唐以前，已有中外船只来往于这条航路，到了唐代，广州发展为当时中西交通的一个重要港口。唐朝推行开放政策。唐初修订《唐律》，尊重外国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给予一定的民族自治的权力，让外国侨民安居乐业。唐中期以后，海上丝路成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唐朝修改法例，规范商人贸易，港口税等细节。大和8年(公年)，朝廷以法令形式将这些法律下发下来，这些都有利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壮大。

（当时广州繁荣的航海贸易场面）

唐代海上贸易对世界的影响

唐代因“丝绸之路”阻塞和陆路交通困难，海外贸易盛况空前。中国船队的航线已由马来西亚延伸至红海，波斯湾。中国同菲律宾、马来半岛、印度、斯里兰卡和红海湾各国的贸易十分发达。唐代同日本、朝鲜的贸易也十分活跃，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公元年，日本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日本正处于社会迅速发展时期，奈良，平安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派遣了十八次遣唐使，其中尤其以阿部仲麻吕、吉倍帧倍随行的第八次遣唐使最为著名。日本朝廷不断派日本人到长安学习文化以及制度，每次派出的使团人数达百人以上，最多时多至六百余人。中国的许多法令规范、文字绘画、工农技艺、音乐舞蹈以及风土人情等，通过这些人传入日本社会，对日本今后社会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直到年由菅原稲帧建议停止后再没有继续派遣。中间一直持续长达多年。为中华文化及唐代佛教文化在日本社会的广泛传播作出相当大的贡献。其人数之多、规模之盛、日期之长、文化之深，可谓中日历史上的前所未有。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以后的发展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非常巨大贡献。

（遣唐使出使路线图）

唐代广泛吸收了外来的经济文化，从而促进了自身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文化统一的文明国家，它的经济文化影响了四邻各国，乃至影响到了欧洲。虽然如此，唐代航线拓展超越先代的重要标志，则是由南至西延伸，途径印度洋，于波斯湾，红海和阿拉伯半岛一带，这条航道结束了所谓“公元4世纪到8世纪末是中国和马来，印度各国贸易的黄金时代”，而创造了所谓“8世纪到14世纪是中国和波斯湾各国交流的黄金时代”。由此可见，由山东到波斯湾、红海一带的航道，在唐中期已畅通无阻。贞元(一)年间，宰相贾耽记录了唐朝对外交通中最重要的一条航线“广州通海夷道。这条远洋航线经历了80余个国家和地区，航期96天(不算中途停留时间)，是九世纪之前世界最长的贸易航线，也是中国连接马来西亚、东南亚、波斯湾和埃及地区的重要航线。9世纪埃及一些历史学著作也记录了从红海到广州的航线，可与贾耽所记相证明。

唐代是中国古代航海的黄金时代，中外商船频繁航行于中国、马来西亚和波斯湾之间。咸亨三年，中国僧侣义净从广州港口起航前往马来西亚，途中经停式历佛世（今苏门答腊），咸亨五年抵恒河入海口耽莫历蒂国。义净在印度问经讲法十余年，最后仍随船而归，在式历佛世停留数月，永昌一年回到广州港。同年义净又从广州重返式历佛世，直到证圣一年才最后归国，总共在海外漂泊二十六年。在取海路往返于佛教各国之间的唐代高僧中，义净是最著名的一个，他的旅程也从侧面反映了唐代海外交通运输的发达以及唐代文化对周边国家文化和生活的影响。

（唐代各国进献的大象，骆驼等动物）

随着航海贸易交流的加深，冲突和对立在所难免。天宝九年（年）的怛洛司之战是影响非常深远的一次对外战争。这场战争因唐朝将军高仙之的傲慢和疏忽大意而溃败，众多被俘虏在波斯的唐朝士兵中，有许多手艺人和工匠，中国的造纸术因此传到埃及，波斯湾，地中海以及希腊。纸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而且对地中海沿岸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被俘虏的唐军军官杜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到达地中海，波斯湾沿岸留下名字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走完当时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全程的有名的旅行家，他的全部旅程约九万里。于年回国编写了《经行记》一书。该书成为中国最早介绍西亚北非诸国地理、物产、劳作、生活习俗，以及伊斯兰教义和律法等的文献。

结语

航海是人类探索世界，交流文化的重要途径，唐朝强盛的国力，开放的环境，包容的文化氛围，使得唐代海上贸易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促进了中国与众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从许多方面看到当时的航海贸易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参考资料

1：《唐律》

2：《经行记》杜环

3：《唐代交通图考》严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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