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和庞加莱站在物理技术与哲学的交
彼得·加里森（PeterGalison）编译
1/“我感兴趣的是弯曲光谱的边缘，使抽象和具体直接碰撞。”——彼得·加里森真正的时间永远不会仅仅通过时钟来揭示——牛顿对此深信不疑。即使是钟表大师的杰作，也只能提供绝对时间的苍白影子，绝对时间不属于人类世界，而属于“上帝的感觉”（sensoriumofGod）。潮汐、行星、月亮——牛顿相信，在单调的、永恒流动的时间之河的宇宙背景衬托下，万物皆变。在爱因斯坦的电子世界里，除非参考一个明确的关联时钟系统，否则没有这样一种可称之为时间的“处处都能听到的嘀嗒声”的容身之所，也没有办法有意义地定义时间……对于一个静止的时钟观察者（clock-observer）来说，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对运动中的观察者则不然。伴随着这一冲击，牛顿物理学的基础破裂了，而爱因斯坦对此心知肚明。晚年他在《自述》（autobiographicalnotes）中插入对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呼告（apostrophize），仿佛其间的几个世纪都消失了[1]；在反思他的相对论所动摇的绝对时空时，爱因斯坦写道：“牛顿啊，请原谅我；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道路。”[2]这一翻天覆地的时间剧变的核心，是一个非凡却又容易表述的思想，从那以后，它一直是物理学、哲学和技术的中心：要讨论同时性，你必须用光信号将两个时钟同步，根据光信号到达的时间进行调整。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有了这个时间的定义，相对论的最后一块拼图就找到了位置，从而永远地改变了物理学。实验与仪器如何改变科学？年纪念爱因斯坦诞辰百年时，所有这些重大事件的演讲者都只把物理学当作理论来谈论。我对此觉得十分奇怪，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一开始是一名专利局职员，对实验抱有浓厚的兴趣，却留下了如此彻底的抽象形象。我对爱因斯坦的兴趣即始于那个时期，但在爱因斯坦之外，我还对实验和理论惊人的协同方式感到好奇，着迷于工艺知识与理论物理学的巨大抽象之间的紧密结合。多年来，我的工作一直受到抽象思想与极为具体的对象之间奇特对峙的指引。科学史、社会学和认识论于我而言紧密相连，我在科学史领域所从事的工作始终受到哲学问题的推动与启迪。例如，我对什么算作一个论证感兴趣；何为完成了一项论证？实验者如何区分真实效应与仪器或环境的人为效应？我们自认为知道数学演绎的结论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我通过计算机模拟演示了某个结果，那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进行一次模拟，并展示了彗星尾部形成了岛屿，我是证明了这个结果呢，还是仅仅是开始了一个需要更多分析性的数学推导的解释呢？这些问题如今仍然困扰着各个领域。它们不可避免地既是历史的又是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既涉及到普通的科学实践，同时又是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可以这么说，当我选择解决一个问题时，通常是因为它被这些不同的光照亮了。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我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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